中共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制度型开放已经成为新时代新阶段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抉择，将极大促进深层次制度性创新，实现高标准国内规则和高标准国际规则的两种规则整合，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更好地促进资源与要素的优化配置，以实现联动发展效应。作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者，中国经历了四十余年的对外开放也进入以规则、规制、管理、标准为基础的制度型开放新阶段。“一带一路”建设开始实现中国的制度型开放与沿线国家的高质量共建有机结合，一方面，“一带一路”建设实现了由总体布局的“大写意”到精谨细腻的“工笔画”的高质量建设的转变，以高质量共建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更高层次上的共同发展。另一方面中国的制度型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国际规则国内化和国内规则国际化，实现机制联动和全球治理体系规则创新。

　　一、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统筹“两个大局”

　　2019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十三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上的致辞时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速度之快前所未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新陈代谢和激烈竞争前所未有，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形势变化的不适应、不对称前所未有。”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再次重申中国共产党坚定而清晰的奋斗目标，他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两个大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经济复苏面临诸多复杂挑战，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幷存、不确定难以预料因素增多的特殊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高屋建瓴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两个大局”，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更深层次改革和更高水平开放，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国内国际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通过在制度型开放基础上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实现高层次和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然而，“黑天鹅事件”“灰犀牛事件”近年来不断出现，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极大困难，也为“一带一路”建设带来极大的挑战。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作为“黑天鹅事件”直接导致我国经济增长由2019年的6%降到2020年的2.3%。虽然在一亿人口以上的大国中仍然名列前茅，但这无疑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乃至世界经济发展均造成重大冲击。另一方面，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中国经济规模已经稳居世界第二位，美国及美国为首的北约将中国视为“系统性挑战”。美国及北约某些国家对中国遏制由“脱钩断链”到所谓的“去风险”，将中国视为假想敌，一时间关于中美关系将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成为战略界讨论的热门话题。美国虽然出现两党恶斗的极化问题，但在打压中国问题上却能够出奇地保持一致，中美关系似乎已经成为一只危险的“灰犀牛”。美国一些人甚至惊呼美国进入“珍珠港时刻”“斯普特尼克时刻”，大肆渲染中国对美国的严重威胁，并将中国作为战略对手。2022年10月12日，美国政府发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认为“世界正处于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决定性十年的初期”，明确指出后冷战时代已结束，大国间进入激烈角逐新阶段。

　　中国经济不仅受到诸如“黑天鹅事件”“灰犀牛事件”的冲击，同时中国40余年改革开放也面临着经济转型升级，由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的客观态势，即经济新常态。中国经济正面临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加之后疫情的冲击、百年变局的不确定性及地缘政治负面效应外溢扩散等影响，经济发展也出现需求收缩、预期减弱、供给冲击等“三重压力”，市场、资源、技术“三头在外、大进大出”已经成为中国当今经济发展不得不面对的挑战。市场在外意味着我国存在着对外贸易依存度高的问题，经常受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的高额关税，无疑极大地影响到中国经济增长和有序发展；而资源在外意味着不可避免地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变动的影响，更严峻的挑战是中国并没有在最大程度上真正掌握大宗产品的定价权，甚至没有充分的议价权。技术在外的直接表现是我国技术创新还不够，很多关键技术还没有突破，且主要掌握在跨国公司手中，技术突破还有很长的路有走，卡脖子问题还很严峻。

　　中共二十大报告的第四部分即“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特别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共二十大报告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五个方面提出一系列战略部署。就“一带一路”视角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我国开放空间从沿海、沿江向内陆、沿边延伸，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新格局，是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高水平对外开放意味着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

　　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对外开放的大门不仅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对外开放永无止境，却具有阶段性。第一阶段，起始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最早可以追溯到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四个经济特区的设立，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和先导示范基地。1984年，党和国家决定推进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十四个沿海城市对外开放，成为这一时期对外开放的标志性举措。这一时期，我国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为我国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第二阶段，起始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里程碑。中国由此深度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对外贸易有了快速增长，产业结构有了极大提升，中国机电产业在面临严峻挑战背景之下逐步走向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中国机电企业开始“走出去”，开拓海外市场，由此成就了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第三阶段，起始于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这一时期，中国逐渐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对外开放格局，中国由商品输出大国向资本输出大国转变，在全球范围内构建国际经济合作新平台，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实践平台。第四阶段，起始于2022年10月中共二十大全面推进制度型对外开放。这一时期，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通过构建国内国际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以实现国内国际两种规则整合，将中国对外开放推进到更高水平，将“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到更高层次。

　　二、“三个第一”为制度型开放提供强有力支撑

　　近年来，美国先后对中国发动了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等一系列极限打压，全面围堵中国，其目的是将中国固化在高端产业链的外围，为美国及发达国家提供原料和市场。美国不断构筑“小院高墙”，试图与中国“脱钩断链”。之后，美国政客也感觉到无法真正做到与中国“脱钩断链”，又接受了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提出的所谓“去风险化”。“去风险化”不过是“脱钩断链”的改头换面，无法掩盖其孤立中国、遏制中国的图谋。美国费尽心机搞“技术封锁”，构筑“小院高墙”的“去风险化”，目的是阻止中国获得关键技术，将中国挤压在全球价值链的最低端，从更广的范围和更长远的目标看，是阻止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带一路”建设将突破“中心－外围”格局，推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重新嵌入全球价值链体系，包括通过推进第三方市场合作等多种形式，从而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劣势地位，打造一个沿线国家互利共赢的包容性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推动国际经济秩序的变革走向公正合理。中共二十大报告的第五部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特别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是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核心内容；人才是第一资源意味着必须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创新是第一动力要求必须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最终解决卡脖子的痛点问题。

　　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三个第一”中，最基础最重要的便是人才。2023年3月15日，习近平在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幷发表主旨讲话指出：“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才强国战略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战略。“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也需要大量的复合型人才，这就要求国家层面及高等学校层面的人才培养和人才资源整合。根据相关统计数据，全国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10.9年，2022年接受过高等教育人口已达2.4亿人，新增的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达14年。2022年我国高等学校毛入学率达到59.6%，在校学生总规模为4655万。我国培养的STEM（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Mathematics，即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博士已大大超过美国。预计到2025年，中国大学每年授予STEM专业学位将超过77万人，将是美国的三倍。

　　设施联通和产能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将为“一带一路”建设在规则、规则、管理、标准的合作奠定物质基础。十年里，“一带一路”倡议拉动近万亿美元投资规模，形成3000多个合作项目，为沿线国家提供了42万个新工作岗位，使得约4000万人摆脱贫困。据世界银行测算结果，到2030年，共建“一带一路”每年均为全球贡献16万亿美元的收益，占到全球总GDP的13%；2015—2030年期间，“一带一路”建设还将使760万人脱离絶对贫困，3200万人脱落中度贫困，共建国家贸易增长28%至97%，全球贸易增长17%至62%，全球收入增加07%至29%。鲁班工坊是“一带一路”建设职业教育的一个国家级名片。自2016年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在泰国大城学院设立第一个鲁班工坊以来，相关院校已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建了27家鲁班工坊，仅在非洲国家就建立了12家鲁班工坊。鲁班工坊的机制建设越来越完善，已成立了建设专家委员会，为鲁班工坊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及发展与规则并重提供高水平专业基础，也为民心相通奠定了社会根基。

　　“一带一路”建设将构建“以我为主”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不断扩大“朋友圈”，推动中国规则、规制、管理、标准“走出去”。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将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凝聚出一股新的共生力量，形成相对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关系，可以有效应对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所谓的“去风险”，将使所谓的“去风险”的国家将面临更大风险，致使其知难而退。同时，中国已与法国、日本、意大利、英国等14个国家签署第三方市场合作文件，建立第三方市场合作机制。展望未来，“一带一路”合作朋友圈继续扩大，将使更多国家、更多企业加入，为全球产业强链补链延链，在全球更大范围实现多方共赢。

　　三、制度型开放推进“一带一路”高水平软联通

　　改革开放初期很长的一个时期，中国经历了从承接“亚洲四小龙”国际产业转移的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与“补偿贸易”等“三来一补”形式，再到承接机电工业的国际产业转移，并由此成就了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逐渐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这两个阶段的国际产业转移是中国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特别强调：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增强在国际大循环中的话语权。多年来，中国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不断深化改革，推动国内建设开放型经济体制，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进而拓展自身的广阔发展空间，同时实现与世界各国互利共赢。如今，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已经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重要内容。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将实现国内国际两种规则有机整合，并推动高质量国际规则国内化和高质量国内规则国际化，实现机制联动和全球治理体系的规则创新。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中国人民的吃苦耐劳精神，由此凝聚起的举国体制，使得中国不仅不会被西方的遏制吓倒和压垮，反而激发出更强大的凝聚力和充满生机的创新活力。中共二十大提出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三个第一”，将科教兴国战略推向更深层次和更高水平，进而与制度型开放的对外开放新路径实现有机结合，充分发挥中国的制度优势、人才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产业体系配套完整的供给优势等，美国等西方国家针对中国的所谓“脱钩断链”“去风险”给我们造成的困难都是短期的、暂时的，絶对不能阻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

　　高水平创新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今后一个时期内“一带一路”建设的新路径。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国家更有实力将更多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研发以推动科技创新。2022年，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超过3万亿元人民币，稳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超过了欧盟27国之和，居世界第二位。早在2019年，工信部、科技部相继发布信息，我们有35项核心技术被美西方集团卡脖子，现在仅仅还不到5年时间，这些技术已经被攻克了23项。华为公司在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极限打压之下屹立不倒，靠的就是华为强大的创新精神。华为每年均能拿出营收的约20%资金做研发，仅仅2023年上半年，华为研发经费投入就达826亿元人民币（如果以全年算，那就是1652亿），这不仅在国内企业中首屈一指，即使在全球范围内也是领先者。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包括基础设施的“硬联通”、规则标准的“软联通”及沿线国家人民“心联通”，在工程建设中坚持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通过“硬联通”“软联通”“心联通”铺就通向沿线国家更加美好的光明大道。

　　“一带一路”建设正在实现由发展导向转变为发展与规则并重导向，将推动沿线国家更高水平的联动发展，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不断创新。“一带一路”作为已经有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参与的国际经济合作新平台，无疑需要丝路新秩序加以规范。丝路新秩序也将通过“一带一路”建设获取和提高沿线国家的制度型话语权。中国企业“走出去”，与沿线国家实现共同发展，需要的就是国内标准国际化，才是中国制度型开放的要义。雅万高铁是中印尼“一带一路”建设的务实合作的标志性项目，连接印尼首都雅加达和旅游名城万隆，全长约14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试车时达386公里），使得由雅加达至万隆的时间由原来的3小时缩短至40分，也是中国高铁首次全系统、全要素、全产业链的海外建设项目。雅万高铁作为中国在海外建设的第一条高铁，全线均采用中国技术、中国标准，3.81万吨钢轨总量全部按350公里时速的中国标准定制生产，依托复兴号动车组技术平台打造，从设计标准，施工装备，动车组生产全都采用中国标准，代表着高铁建设的领先水平。巴基斯坦拉合尔橙线项目是巴国内首个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全线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中国装备。2022年，中国主持的包括法国、德国、日本、西班牙、意大利等多国数十名专家参与，制定《高速铁路设计基础设施》和《高速铁路设计供电》的高铁标准已由国际铁路联盟正式发布，成为中国制度型开放的又一标志。“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已经颁布了两个《标准联通共建“一带一路”行动计划》，国家标准委已与50多个国家、区域标准化机构和国际组织签署约100份标准化双多边合作协议。如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正在建设的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超过三分之一执行中国标准，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重要体现。

　　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者必须有把握先机的战略运筹能力。国际经济竞争也是规则和标准的竞争，国际经济合作也是规则和标准的合作。随着“一带一路”建设走向高层次和高质量共建，通过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方面的合作，软联通将进一步推动硬联通，进一步扎牢沿线国家人民心联通的社会根基。如今，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世界絶大多数国家逐渐认同中国建造、中国智慧、中国标准。回顾互联网的发展进程，中国就曾经历过1G时代空白，2G时代跟随，3G时代突破，4G时代并跑，再到5G时代的开始引领。如今，处于新发展阶段的中国，正在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创新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进而推动制度型对外开放。中国的新兴技术产业实现了更快、更高、更强的发展。中国正在实现从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跟随者到引领者的伟大转变。“一带一路”建设将实现从发展导向到发展与规则并重导向，“把这条造福世界的幸福之路铺得更宽更远。”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所所长。本文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项目“国际产能合作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研究”（22LLMLC052）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