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模糊”是一项美国长期奉行的对台政策。当前，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以及台海局势的变化，美国国内出现新一轮对台政策调整的呼声，主要体现在围遶继续坚持“战略模糊”还是选择转向“战略清晰”这一问题展开辩论。对美国而言，台湾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重要以及台湾是战略资产还是战略负担，当台海爆发危机时，美国是否以及将以何种方式介入，是这场政策辩论的核心。长期以来，“战略模糊”政策（strategicambiguity）是美国处理对台关系的一项重要政策，一直贯穿于美国处理台海两岸关系事务中。美国奉行“战略模糊”政策，其目的或预期效果是实现对海峡两岸的中国大陆与台湾形成“双重威慑”（dualdeterrence），其实质则在于既要维持台湾“不统不独、不战不和”的所谓“台海分治”现状，同时又要避免美国卷入台湾海峡可能爆发的冲突，该政策主要致力于服务在台湾海峡以及在西太平洋地区美国的战略利益。

　　一、美国对台“战略模糊”政策的缘起与内容

　　目前学界对于美国对台“战略模糊”政策的形成时间及主要内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尚未形成统一认知与把握，本文将主要对其实质予以探究。

　　（一）“战略模糊”政策的缘起

　　一种观点认为“战略模糊”政策最早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目的是让台湾与大陆“猜测美方在何种情况下可能干涉台海军事冲突”，保留美方介入的模糊空间。南希·塔克（NancyTucker）认为，“战略模糊”起源于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这一概念的本质是“美国没有明确表示，如果台湾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攻击，它是否会站出来保护台湾”。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该政策起源于1979年中美建交后美国基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台湾关系法”等文件与相关政策处理两岸事务的立场表现。周文星认为，“战略模糊”政策始于1979年美国国会旨在规范与美台“断交”后的双边关系而制定的“与台湾关系法”。

　　（二）“战略模糊”政策的内容

　　学界以及政界人士从“双重威慑”、目的与手段、分时期分阶段对该政策内容进行探究。

　　首先，美国对台战略模糊政策预期实现“双重威慑”（dualdeterrence）。卜睿哲（RichardBush）提出“战略模糊”导致海峡两岸的“双重威慑”。华盛顿向北京和台北同时发出警告和保证（warningsandreassurance），不要采取会造成不必要的不稳定的行动。其次，有学者从目的和手段的角度来理解美国“战略模糊”政策的意涵，“战略模糊”主要是指在手段上模糊，但是在目的上是清晰的。美国学者黎安友（AndrewNathan）认为：“这一政策兼具政策目的的清晰性与政策手段的战略模糊性于一身”。再次，有学者从不同时期以及不同总统任期的角度来理解美国对台“战略模糊”政策。不同时期，美国对台“战略模糊”政策内容都有变化，侧重点也不尽相同。

　　由此可见，尽管目前“战略模糊”政策尚未达成统一共识，但是其主要指中美建交后美国依据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等文件处理海峡两岸事务立场与对台关系的一项重要政策，一方面警告中国大陆不要对台湾使用武力，另一方面向台湾发出阻止其宣布法理“台独”的信号，其模糊所在即美国不会明确表示当大陆与台湾发生军事冲突时美国是否会军事介入。

　　二、美国对台“战略模糊”与“战略清晰”之辩

　　“战略模糊”政策自形成并应用于美国台海政策实践后，并非一成不变，根据美国全球战略、中美关系以及台海局势的变化，受到来自“战略清晰”不同程度的冲击与挑战。在这里，所谓的“战略清晰”即指美国在处理两岸关系中采取清晰的立场，不同于“战略模糊”政策中不明确表明立场，“弃台”与“保台”作为战略清晰光谱的两端，一端倾向于中国，强调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加入任何必须由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另一端则明显偏倚台湾，加强对台军售、支持台湾拓展国际空间，甚至声称协防台湾。

　　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后曾四次表达“保卫台湾”的立场，其协防台湾之意愈发清晰，尽管白宫随后声明这并不代表美国对台政策发生改变，但还是引发了美国对台“战略模糊”是否已经终结，美对台是否转向“战略清晰”的思考与讨论。2020年9月理查德·哈斯（RichardHaass）等学者在《外交事务》（ForeignAffairs）发文，主张美国应该对台“战略清晰”，继而引发美国政策圈新一轮对台政策调整的辩论。三周之后，支持和反对“战略模糊”的人士在《外交事务》网站发表了一系列辩论性评论。此次辩论中形成了“弃台论”“保台论”以及“维持现状论”等不同流派。下文将分别展开论述：

　　（一）“战略清晰”之“弃台论”

　　主张美国放弃台湾的呼声，早已有之，在本次政策辩论中，“弃台论”甚嚣尘上。该论点有着一定的理论依据。格伦·施耐德（GlennH.Snyder）在其同盟理论（alliancetheory）中指出，同盟形成后，会产生安全困境（securitydilemma），即“抛弃”和“牵连”（abandonmentorentrapment）。一般而言，同盟中实力较强的一方更担心受牵连，实力相对较弱的一方则更担心被抛弃。虽然，台湾不是美国的正式盟友，但维持事实上的准盟友关系。对美国而言，避免受牵连就意味着放弃台湾；履行事实上的同盟义务则意味着与中国大陆发生冲突。“弃台论”的另一理论依据则是米尔斯海默主张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米尔斯海默（JohnMearsheimer）2014年在《国家利益》（NationalInterest）期刊上发表题为《恐怖的台湾海峡》（TaiwansDireStraits）一文，他从进攻性现实主义中有关大国政治的理论解释崛起的中国将如何行动，并认为中国大陆致力于让台湾“回归”成为它的一部分（committedtomakingTaiwanpartofChina）。此外，“弃台论”还散见于美国前任军官以及智库研究中，其支持者主张减少对台湾的安全承诺。

　　（二）“战略清晰”之“保台论”

　　其支持者认为，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崛起为超级大国，而台湾海峡对于美国来说太过混乱不清，不能直接被拖入其中，如果美国对于防卫台湾的安全保障不够明确，中国大陆可能会错误地误解美国的承诺。如果华盛顿对台北的安全承诺不够有力，北京可能会被鼓励采取更冒险的路线，而不是谨慎行事。因此，这一派主张美国应清晰地、明确地、坚定地表明其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并帮助台湾升级其军事能力，有助于提高对中国的威慑，从而降低台海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当台湾受到中国大陆武力攻击从而将其统一的时候，美国应该与台湾站在一起。前美国外交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Haass）和该委员会研究员大卫·萨克斯（DavidSacks）发文《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必须是明确的》称，中国胁迫式的战术和军事建设正在削弱台湾海峡的威慑力。他们认为，现在是时候美国转向战略清晰政策了，并明确表示美国将对大陆对台湾使用武力的任何行为做出回应。美国保守派智库专家、前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及少数现役军方高层纷纷表示支持保台。此外，素来有反华亲台传统的美国国会也是“保台论”的主要支持者，参众两院议员主要通过提出法案、推动涉台立法的方式影响美国对台政策的调整。

　　（三）“战略模糊”：维持现状论

　　上文分析了目前关于“战略清晰”的两种立场观点，即“弃台论”和“保台论”。但是，“战略清晰”存在固有缺陷与不足，美国清晰而有力的战略保证将会迫使其他域内国家做出同样的承诺，随着台湾海峡以及西太平洋地区各国军事存在增加，中国和美国之间发生军事事故的可能性增大，有可能升级为全面军事冲突，甚至会导致台海危机的爆发与升级，地区稳定与和平亦将遭受破坏。

　　基于此，大部分学者专家以及政界人士支持继续奉行“战略模糊”政策，这一观点被称为“维持现状论”，也是当前的主流派，主要代表有葛来仪（BonnieGlaser）、包道格（DouglasH.Paal）、董云裳（SusanThornton）等。其支持者认为传统的“战略模糊”政策有助于维持台海两岸“不统不独、不战不和”的现状，最符合美国利益，“战略清晰”则更为危险。因为，“不确定导致克制”（uncertaintybreedsrestraint）。该派人士认为，如果美国首先改变“战略模糊”政策，将会改变现状，被视为使地区秩序不稳定的“修正主义国家”，同时也与美国反对台海两岸的大陆与台湾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主张相悖。此外，放弃模糊政策，给“台独”势力传递清晰的安全信号将会是冒险的提议，会被认为是为台湾独立运动“开緑灯”。更强有力的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可能会激怒北京对华盛顿采取更具对抗性的立场，这显然会增加美国的风险。对于美国而言，保持“战略模糊”的政策可能会阻止台北和北京单方面改变现状，阻止双方使双边关系恶化，甚至防止台湾海峡发生军事冲突。

　　三、辩论述评与中国的因应之策：战略定力与战略灵活

　　总体看来，美国对台政策调整仍将以“战略模糊”为主轴，并呈现战略模糊清晰化态势，以“模糊之名”，行“清晰之实”。需要指出的是，其“战略模糊”政策主要体现在对台安全承诺和军事方面，尤其是对台军售这一具体政策上。“战略清晰”政策则侧重于政治层面，美国将表明其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同时明确表示不支持台湾独立。

　　中国在考虑如何因应美国这一对台政策时，需要坚持“求同存异”“求同化异”的原则差别应对。一方面，需要认识到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共同点是在“双重威慑”下的对大陆保证和对台威慑部分，即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同时又表明反对“台独”；另一方面，也需要认识到中美双方的差异点和矛盾之所在是“双重威慑”下的对台安全保证和对大陆威慑部分，即坚守对台“承诺”，如果中国大陆发起主动攻击，美国将向台湾提供支持，对台售武等，同时要求中国大陆不得使用武力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前者有值得肯定之处，也是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共同利益之所在，因此需要予以肯定，保持包容性，加强并巩固在这一部分的已有成果，共同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后者有应批判之处，是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所在，因此需要予以反制，坚持原则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安全。与前者相比，后者是当前中国应对之策的重心。

　　首先，中国需要认识到美国“战略模糊”政策中藴含着一定战略灵活，美国对台政策的调整会随着美国全球战略、对华战略的调整而调整。当台湾为实现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而服务时，美国将表现出对其安全的坚定承诺；当台湾无法实现美国的战略目标时，华盛顿就会放弃对台湾的承诺。正如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VonClausewitz）的著名论断：“在联盟中，联盟关系基于由共同利益形成的团结。”其次，还需要认识到美国对台安全承诺的反复性和不确定性，历史上，美国抛弃台湾的战略思维和实践早已有之，对台湾而言，属前车之鉴、殷鉴不远。

　　美国长期以来奉行对台“战略模糊”政策，近年来呈现出不断清晰化的态势，不管采取“战略模糊”还是“战略清晰”的对台政策，其依据只有一个，即美国的战略利益。台湾关涉中国的核心利益，事关中国领土完整和主权安全，而对于美国而言，台湾并非其核心利益。台湾寻求独立是中国大陆所不能接受的，同时其寻求独立的努力也与美国的战略利益相背离。如果台湾因寻求法理“台独”而使美国在台湾海峡陷入直接军事冲突中，那么台湾问题将成为美国的“战略负债”，而非“战略资产”。为因应美国对台“战略模糊”政策调整这一态势，中国需要坚持战略定力和战略自信，同时保持一定的战略灵活，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不断探索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推进祖国完全统一，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专业2021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