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关系是传统中国及当代中国皆会面临的重要政治及文化问题。在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共处的局面下，处理民族关系的得当与否关系到政权的稳定、百姓的安定与民族文化的存续。新中国成立后，中共抛弃过去中原王朝对少数民族惯用的汉化传统，批判他们以同化之名行歧视、压迫之实，于是学习苏联推行民族自治，以政治手段保障少数民族的主体地位，划定少数民族自治区域，幷且鼓励弘扬各个少数民族文化。从历史经验来看，前苏联的崩溃让人逐渐怀疑大拼盘式的民族政策的可行性与正当性，再加上外部势力经常藉口干预我国边疆的少数民族，煽动民族情绪，助长少数民族对中央政府的分离倾向，于是中共中央在2010年明确提出第二代的民族政策，以“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同构建中华民族家园，在十九大报告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旨在凝聚全国各民族人民的国族意识，维护政治稳定与民心安定。

　　中共的二十大报告除了延续在文化层面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基于自身国情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未来的发展方针，宣告在经济层面将带动民族地区从脱贫攻坚有效衔接乡村振兴，着力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当前学界对该议题聚焦在两个方面，一是关注从经济层面推进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由于民族地区多为地处偏远的欠发达地区，贺卫光等建议要加强民族地区的基础建设以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着力结合当地的自然或人文禀赋发展优势特色产业；王建民认为民族地区的发展必须尊重当地的多样性、差异性与主体性，批评地方政府存在消极应付上级考核的倾向，做出不合当地条件与百姓所需的样板规划。许多学者已注意到，推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只是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物质基础，不必然能上升为精神凝聚力量，还需从制度层面推行公共服务均等化，补足民生短板，加强基层干部的党建引领，并在文化层面积极推动各族群的民族融合教育来凝聚共识。

　　从研究成果来看，推动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个兼具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议题，无论从经济层面或是制度、文化层面切入的论点皆反映学者们的研究旨趣与学科特点，但也存在各自的局限性。从经济发展及民族文化切入的学者更关心项目的实践可行性，主张尊重市场机制与民族传统来做规划，但他们的短板在于缺乏政治高度，从逻辑上很难平衡发扬地方民族特色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从制度及国族意识切入的学者更关心正当性问题，坚持政治正确，但他们的短板在于缺乏对治理成本的理解，容易导致拟定的政策实践困难乃至于引发民怨。

　　本文是基于一个民族地区的案例的初步研究，研究视角以文化心理学为基础，希望探索一种在处理民族关系上能兼顾政治正当性与实践可行性的方案，以下将论证本文的案例是如何平衡地方的民族特色经济发展和中央的政治期望、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的兼容问题。由于本文案例的所在地区在历史上的民族冲突问题显着，再加上过去属于我国著名的贫困地区，因此对处理当代的民族关系应具有典型意义。期许本文对当代的民族地区政策、文化、经济研究有所启发，以至于为解决困扰世界多国的民族冲突问题提供一条新的思路。

　　本文的案例位于四川省凉山州，地处四川西南与云南交界，为全国最大的彝族自治州。彝族为我国第六大少数民族，拥有自己的语言文字，自古在西南地区以剽悍闻名，与汉族的关系紧张：“共产党到来以前，凉山诺苏（彝族）人既不受华夏帝国或中华民国统治，也不归西藏神权管辖，在四川西南地区遗世自主的状态……不仅强势盘踞凉山，且经常掳走汉民以蓄奴，因此夷（彝）汉关系向来疏远而紧张。”传统中国的汉族对周边的少数民族多以高等文化自居，彝族有蓄汉族为奴的传统实属罕见，甚至在新中国成立时，彝族还是大陆的56个民族当中唯一停留在保留蓄奴传统的奴隶社会。对彝族的男子来说：“在捍卫家支、掳掠奴隶、夺取汉人财物等行动中展现出战斗本领与耐力，便能够获得崇高的社会地位和名声。”

　　彝族除了以凌驾汉族为荣，他们在改革开放后的心理追求也受他们的传统文化很深的影响，以能享受先辈贵族的待遇为荣，甚至不惜为此荣耀伤害他们自己以及全体社会。刘绍华从医学人类学的角度指出，凉山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流行的吸毒现象以及随后爆发的艾滋问题起源于过去的彝族贵族有吸食鸦片的传统。凉山地区在民国初年广泛种植鸦片，彝族人通过鸦片交易获得枪支、子弹等新式武器，更有实力来捍卫家园，并劫掠更多汉族为奴隶来种植鸦片或从事其他工作。“鸦片在诺苏（彝族）的集体历史记忆中，是个具有经济利益、阶级地位以及时尚意义的物质。诺苏（彝族）俗谚‘鸦片是黑彝（彝族中的贵族）和土司的糖’，在20世纪90年代时常被贪玩的年轻人挂在嘴边。海洛因迅速成为年轻人之间展现时尚与社会、经济能力的指标，享受流行的海洛因象征购买力，而购买力的高低则反映出在都市里生存本领的能耐。”然而，彼时的鸦片虽然为彝族的贵族阶级带来巨大的财富与权力，让彝族社会更为强势独立，但此时的海洛因则不同，为此耗尽他们的财富与健康，它使得在民族国家中位居边缘的诺苏（彝族）社会更加每况愈下。

　　虽然彝族的民风剽悍，甚至会为了荣誉逾越法纪，且所在的凉山州因为人多地少、土地贫瘠、常年乾旱而在过去沦为我国著名的深度贫困区，但不意味着促进当地的民族发展只能在放任自理与中央严控、在尊重民族传统与强化国族建设的极端摆荡。本文案例位于凉山州冕宁县，属于汉彝群居区域，是1935年中共红军长征时与彝族首领歃血为盟（史称彝海结盟）的所在地。当地自2011年开始规模性地发展油橄榄产业，除了引进具有市场前景与国家战略价值的优势特色产业，他们的农户管理模式在实践上难能可贵地实现彝族和汉族的共存共荣。该地区的龙头企业是一间台资企业，创始人希望运用当地的光照资源、高原气候等自然禀赋发展油橄榄产业。目前经土地流转的种植面积达到两万五千亩，有效带动冕宁县5个乡镇25个村6800多的农户年人均增收三倍以上，是国家林草局认定的凉山州首家国家级林业产业重点龙头企业。

　　该企业为了长远的发展考量创立民族协作模式，希望能兼顾企业的经济效益、地方的民族情感与中央的政治号召。民族协作模式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协作是指为民族地区引入具有高度生产力且符合市场机制的产业，它以尊重市场机制为前提，充分掌握市场需求并挖掘地方的发展潜能，足以带给农户可持续的收益，解决他们潜在的返贫问题。第二层协作是指建立一套能够让彝族与汉族共同竞争的生产管理机制，让彝族的农户可以凭藉自己的努力来获得报酬与社会认可，证明自己的社会价值。从项目的实践经验来看，照顾彝族的自尊需求、创造他们能与汉族竞争的环境在处理民族关系上尤其重要，但这点在过去可能是被研究者忽略的。从法学的角度来说，这貌似属于“机会平等”的问题，政府必须确保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去获得公正和合法的待遇。然而法律只能做到让每个人在机会面前不被歧视，现实是：法律创造不了机会，也很难让每个人在机会面前具备竞争力。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彝族是一个极为重视尊严与荣誉的少数民族，该企业的独到之处在于运用这点来设计与汉族竞争的生产管理模式，从而确保他们在竞争过程中的获得感。

　　该企业的生产管理模式的设计有两个要点，首先是制定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土地流转政策，提供符合各类农户预期的报酬。经调研后发现当地农户有三种类型：不依赖土地的富者，习惯劳动的勤者以及难以维生的贫者，该企业的做法是以勤者为基准，配给他们一份土地租金以及按流转土地的大小提供一份等比例的工时收入，富者可获得比过去更高的一份土地租金，并将理应给予他们的工时收入转移给贫者，贫者因此获得两倍的工时收入再加上一份土地租金收益。如此一来，三类型的农户皆觉得自己获益而增加投入这份事业的积极性，同时也让当地的贫困人群获得更多报酬的机会。再者，沿用当地过去的生产队建制来做管理，设计一套按油橄榄树的养护及收成成果让各个生产队之间、各个村之间的竞争机制，对表现优良和不佳的生产队给予报酬及名誉上的奬励和惩处，让彝族农户可以在这样的竞争环境下去证明自己的能力与价值。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彝族仍保留自己的主体地位，但不妨碍他们与汉族共存共荣。

　　本文作为一个初步的案例研究，以凉山州冕宁县的油橄榄产业来反思学界对于在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想上的局限性，试图平衡经济发展、民族情感与中央期许，为处理当代的民族问题提供一条新的思路。民族协作模式的可贵之处并非只是做到法学意义上的机会平等，也非落实容易产生“等靠要”弊端的结果平等，而是让少数民族在一个被创造的环境具备与汉族竞争的实力，照顾其自尊的需求。当民族间具备彼此共存共荣的基础，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即水到渠成之事。

　　作者系北京大学台籍博士，四川冕宁元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