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是我国经济改革开放最早的地区,也是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经过近二十多年的发展,广东省经济实力不断增强,部分主要经济指标正在逐渐超越我国台湾地区。2003年,广东省对外贸易总额与工农业生产总值同时超过台湾省,预计经济总量GDP在2010年超过台湾省。不过,台湾省已完成工业化阶段,不仅跨入“发达社会”行列,而且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工业生产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大幅降低,服务业成为最大的经济部门,而广东省还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化呈现快速增长势头,而且广东省人均GDP水平以及诸多社会发展指标与台湾仍有较大差距,与全面赶上台湾仍需要15年到20年时间。
第一节 广东省与台湾省总体经济发展比较
总体经济发展指标主要体现在经济发展速度与经济规模总量上,以及相关的对外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
一、广东省与台湾省经济总量的比较
GDP是衡量经济发展规模的最重要指标。广东省经济总量即GDP总量在改革开放后,发展迅速,与台湾省GDP差距逐渐缩小,预计2010年超过台湾。
台湾是过去“四小龙”中经济发展最快与最成功的地区。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台湾经济规模增长是相当快速的。尤其是工业化开始的60年代起,直到80年代末,经济高速增长整整维持了30余年时间。依台湾当局统计,60年代,台湾经济年平均增长9.17%,70年代平均增长10.31%,80年代平均增长8.18%,就是说60-80年代三十年时间里,台湾经济年平均增长率达9.22%,相当于大陆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平均增长速度,但低于改革开放后广东省经济增长速度。改革开放后,广东省经济增长快速,1979-2005年年平均增长13.7%,其经济总量与台湾的差距迅速缩小。
90年代后,广东省经济增长更为迅速。1992年初,邓小平在广东视察时提出广东是改革开放的龙头,力争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显示了中央对广东省经济发展的高度期待以及赋予广东省发展龙头地位的特殊意义。邓小平这次南巡后,整个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步入第二次迅速发展时期,广东省经济也进入历史上最快的高速增长时期。1992年到1995年,广东省经济年平均增长超过20%,实现了超常发展。此后,广东省经济增长进入相对平稳的快速增长期,年增长率基本上保持在11%左右,1991-2005年经济年平均增长14%。
在台湾经济迅速发展时期,台湾经济总量即GDP也迅速增加,由1968年的429亿美元(相当于广东省90年代初期的水平)增加到80年代末即1989年的1542亿美元(相当于广东省2002年的水平)。到1992年,台湾GDP总量首次超过2000亿美元,这时候广东省的GDP不足500亿美元,只有台湾的五分之一强。
90年代开始,台湾经济增长逐渐放慢,给了广东省经济规模赶超台湾的好时机。90年代,台湾经济年平均增长率降为6.51%,2000年到2005年平均增长率进一步降为3.57%。台湾GDP总量增长放慢,1999年首次超过3000亿美元,2000年后的六年时间内,台湾GDP总量一直在3000亿美元上下波动,2004年达到历年最高值,为3389亿美元。相对的,90年代以来,广东省经济仍保持两位数高增长,经济规模总量GDP也快速增加,2003年首次超过2000美元,2005年达到2882亿美元,相当于台湾90年代末的水平,仅落后同年台湾GDP约500亿美元。
根据目前台湾岛内外经济发展形势,未来台湾经济发展速度将进一步放慢,而广东省经济仍会保持较快增长,广东省经济总量会很快超过台湾。未来五年、十年,各方对台湾经济增长预期不一。台湾当局预计,未来十年(2006-2015年),台湾潜在经济增长率年平均可达4.6%,到2015年,台湾人均GDP约为27000美元。台湾“行政院”于2006年8月中旬提出十年经济发展愿景的“三三三冲刺计划”,预计到2015年人均GDP达到30000美元,显然过于乐观。英国经济学人研究机构EIU正在进行的《2020远景》调查研究认为,未来15年台湾经济增长增长率为3%。不过,岛内研究机构多预计,未来五年台湾经济年平均增长在4%左右。相对的,广东省经济仍将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根据广东省政府经济建设规划,“十一五”期间经济增长保持9%以上,预计“十一五”末期GDP将赶上台湾。按目前广东省与台湾经济增长率计算,到2010年,广东省与台湾省的GDP总量同时将达到4188亿美元。若出现人民币的快速升值,以美元计算的广东省GDP将会接近5000亿美元,超越台湾的时间可能会提前实现。
就人均GDP观察,广东省与台湾还有较大差距。人均GDP不仅要看GDP总量的增加,还要看人口总量的变化。过去50多年来,台湾人均GDP(早期以GNP计算,两者非常接近)增长快速,但于1975年才首次超过1000美元。80年代中期后,由于新台币的升值(两年时间内升值37%),台湾人均GDP快速增加,于80年代末期超过9300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或地区行列,并于1992年首次超过1万美元。此后,台湾经济增长放慢,加上汇率的波动,台湾人均GDP增长相应放慢,1996年到2004年出现较大波动,一直在13000美元上下波动,直到2005年才首次突破15000美元。
相对的,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GDP保持了较快增长,但不同时期增长幅度不一,其中有三次大的快速增长期,年平均增长10%,每个周期约为五年时间。一是1984年到1988年,五年人均GDP年平均增长14.62%;二是1991年到1995年,五年人均GDP年平均增长17.04%;三是2002年到2005年,四年平均增长12.2%。不过,由于基数低,人口规模大(户籍人口接近8000万人),以及人民币贬值,广东省人均GDP增加相对较慢,在80年代未超过低收入国家的标准,90年代以后才进入中低收入家国家或地区行列,目前人均GDP为2650美元(笔者计算,外界报导有多种数据),相当于台湾1980年的水平,仍属中低收入国家或地区行列,与台湾还有很大的差距,要赶上目前台湾人均GDP的水平,估计至少还需要约25年的时间。若未来数年,人民币出现大幅升值,广东省人均GDP赶上台湾省的水平可能会提前。
附録1-1 广东省与台湾省经济总量化(单位:亿美元,%)
附録
二、广东省与台湾省工农业增加值增长趋势比较
就经济总量GDP内部结构观察,有三大产业部门,其中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这里指制造业)是直接生产物质的部门,是经济的核心部分,服务业是一个创造价值但却不直接生产物质财富的部门。就台湾经济总量三大产业构成看,80年代以来,台湾农业与工业生产增加值增加非常有限,其中农业生产增加值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使得台湾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增加值之合,在90年代以来增加非常有限,加上汇率的变化,一直保持在760亿美元到860亿美元之间变动,一直未超过900亿美元。相反,广东省仍处在工业化发展中程阶段,制造业生产增加值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农业生产毛额也保持平稳增长,使得广东省农业与制造业增加值之和快速增加,从90年代初的300亿美元左右增加到2002年的742亿美元,已超过同年台湾的727亿美元,2004年超过1000亿美元,2005年达1374亿美元,相当于台湾工农业增加值之和的一倍。相对的,台湾服务业在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十分重要,2002年,台湾服务业生产增加值已达到2000多亿美元,2005年达到2543亿美元,而广东省2005年只有1170亿美元,不足台湾的一半,显示广东省服务业发展与台湾还有较大差距。不过,依目前两地经济发展速度,再过五年时间,也即到“十一五”末,广东省服务业增加值就会赶上台湾。
附録1-2 广东省与台湾省农业、制造业生产增加值比较(单位:亿美元)
附録
三、广东省与台湾省对外贸易发展比较
广东省与台湾省都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体系,对外贸易与外资在经济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台湾自60年代走上出口导向经济发展道路后,对外贸易就获得迅速发展,长期保持较高增长。尤其是在1991年之前,一个台湾省的对外贸易总额达到1390亿美元,超过整个大陆外贸总额,充分显示了台湾对外贸易的实力以及大陆与台湾的差距,广东省与台湾省的外贸差距就更大。
90年代以后,台湾对外贸易增长出现较大波动,平均增长速度放慢,给了广东省外贸超越台湾的机会。尤其是,“十五”期间,广东省外贸易年平均增长21%,超出台湾近一倍。其中,2003年,广东省对外贸易总额达到2837亿美元,台湾为2786亿美元,广东省首次超过台湾,是广东省经济外贸实力提升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对外贸易中,出口尤其重要,是观察一个地区制造能力与拓展国际市场能力的重要指标。90年代初期以来,台湾外贸出口增长速度放慢,1992年到2002年,台湾出口总额从815亿美元增加到1306亿美元,增长不足一倍;而广东省外贸出口则迅速扩大,同期外贸出口总额从335亿美元增加到1185亿美元,增加了近3倍,广东省与台湾的出口总额比率从41.2%上升到90.7%。2003年,广东省出口额为1529 亿美元,台湾为1442亿美元,广东省外贸出口额首次超过台湾。
不过,就外贸易出口的内部结构观察,广东省则落后于台湾。台湾出口产品中,重化与高科技产品占了近80%,尤其是高科技产品有相当大的竞争力。广东省外贸出口额中,76%是加工贸易,而且出口主要由港台与外商企业所掌控,占有很大比重,竞争力不高。
广东省与台湾经济发展以出口导向为特征,也造成两地经济发展对外贸高度依赖,经济发展存在外部市场变化的风险。相对而言,台湾外贸依存度即外贸总额占GDP的比例较广东省为低,一般在70%到90%之间,只是在2004年到2005年超过100%,即外贸总额超过了GDP总量。广东省外贸依存度则过高,90年代来,外贸总额占GDP的比例在130%到180%之间,平均而言,就是说广东省外贸易总额平均是GDP总量的1.5倍以上。这与广东省是全球重要“生产基地”及产品以出口为主的经济特征密切相关,也是广东省经济发展存在的重要风险。
附録1-3 广东省与台湾省对外贸易发展比较(单位:亿美元,%)
附録
在台湾省与广东省外向型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把吸引外资放在重要地位。台湾早在1960年就制定了吸引外资的法规与政策,后来通过创设加工出口区、保税区等措施大力吸引外资,1980年后则通过设立科学工业园区继续吸引海外高科技产业在台投资。整体观察,外商对台投资规模并不大,50年代初到2005年外商对台投资金额累计为647亿美元。其中,早期外商对台投资并不多,70年代中期以前,一年吸引的外资不超过8亿美元;1996年以前,一年外商投资金额不超过30亿美元。90年代中期后,外商对台投资才出现较大规模的增加,1995-2005年投资金额合计达454亿美元,占了历年投资总额的70%,外商对台投资最多的一年是2000年的76亿美元,近年来外商对台年投资额一般不超过40亿美元。外商对台投资尽管对台湾工业化发展曾起到了积极作用,也带动了出口发展,但外资在台湾经济发展中所占的地位并不重要,民营企业才是台湾产业与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
相对的,广东省经济发展与外贸迅速增长,主要靠吸引外资带动。广东省在70年代末期开始吸引外资,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发展速度相当快,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就赶上台湾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总量,在80年代末期就超过台湾。1994年,广东省实际利用外资金额首次超过100亿美元,并在2003年达到189亿美元,此后增长有所放慢,但2005年仍达155亿美元,相当台湾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4倍。不过,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结构与台湾有很大不同,台湾的外商直接投资已从早期的制造业转向金融服务业。广东省的外商直接投资,早期主要是“三来一补”与来料加工,目前主要是低端加工工业。外资在广东省经济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出口的70%以上是港台企业,虽然促进了广东省外贸与经济发展,但未能促进产业升级与技术水平提高,也成为制约广东省重化工业发展的障碍。未来广东省外资政策应当有所调整,要走出“招商政绩的迷思”与靠外资促进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要提高投资质量,并进行投资结构性调整。
台湾省已不只是资本输入者,而且也是重要的资本输出者。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台湾及东亚地区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在美国强大压力下,新台币出现大幅升值,台湾产业发展面临巨大压力,开始推动经济自由化,解除外汇管制,放宽资本项目下的资本自由流动,从而带动台湾的对外投资与资本外移,台湾逐渐成为国际上重要的资本输出者,一度居全球对外资本输出总量的第九位。依台湾“经济部”统计,到2005年底,台湾对岛外投资总额917.7亿美元,其中,对大陆投资占了51.5%。对外投资延长了台湾经济的生命力,实现了新的区域产业分工,促进了台湾产业转型,也是台湾经济实力提升的体现。相对的,广东省工业化还处在发展中期,更需资金的投入,扩大建设,加上资本项目还不能自由流动,广东省对外投资才刚刚起步,总计只有数亿美元,与台湾对外投资还有很大差距,广东省还没有进入有效利用国际资源与市场的发展阶段,这也是广东省未来对外经济发展所必须要走的道路。
四、广东省与台湾省劳动力供给、就业形势比较
台湾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一个相当特别的奇迹与现象,就是长期以来就业相对充足,不存在严重的失业问题。劳动力人口一直呈现上升趋势,从50年代初的300多万人持续增加到目前的1037万人。就业人口占劳动力人口比例则比较稳定,几十年来,变化不大,除50年代初之外,一般在56-59%之间变动;劳动参与率也相当稳定,长期在57—60%之间。
随着工业化发展,台湾就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例在1980年代就降到20%以下,而目前广东省第一产业就业人口还在30%以上,相当于台湾70年代初期的水平;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比例在70年代初超过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并在80年代达到高峰(40%),1990年开始持续下降,到目前已降至35%,标志着台湾逐渐结束工业化扩张时期,而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发展。台湾第三产业就业人口一直呈现上升趋势,所占就业人口比例只在1975-1985年期间落后于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比例,正说明这一时期是台湾工业化迅速扩张时期,尤其是重化工业大发展时期。80年代中期后,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持续上升,并于1995年超过第一、二产业就业人口之和,占就业人口比例在2005年达到58%。相对的广东省不仅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例偏高,目前仍达30%以上,而且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例相当低,目前不到30%,相当于台湾60年代初期的水平。这显示目前广东省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发展特征,未来广东省第三产业就业机会潜力大。
台湾失业问题,除了50年代初期经济恢复到60年代中期工业化初期失业率较高之外,60年代中期后到90年代三十多年时间里,台湾失业率甚低,很少超过3%,平均不到2%,这也被认为是台湾“经济奇迹”之一。只是在近年来,由于台湾总体经济形势的逆转,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失业率才出现较快上升,2001-2005年,台湾失业率平均达到4.66 %。广东省的失业问题与台湾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早期大陆并没有失业的概念与失业率统计,只是在80年代以后,才逐渐重视待业与失业问题。目前以登记失业一年以上和城镇登记失业率,与现实的失业情况有很大差距。依此计算,广东省失业率不算高,2003年到2005年分别为2.9%、2.7%与2.6%。这与广东省正在处在工业化迅速扩张时期以及以劳力密集加工产业为主的经济发展特征密切相关。依广东省的“十一五”规划,未来五年广东省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3.8%左右,显示未来广东省的失业率会持续上升,但并算高。
不过,广东省与台湾的劳动力供给及就业情况不能简单类比。台湾经济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经济体系,长期人口供给是在岛内循环。广东省不同,它只是大陆总体经济循环的一部分,劳动力供给不只取决于本省劳动力人口的自然增加,而是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吸引了大量内地省份劳动力的流入,估计到2005年年末,流入广东省的外省就业人口达1600万人。就劳动力供给也不能相比,2005年末,广东省在业人口达4900万人,是台湾省总人口的两倍多。2005年,广东省就业率(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53.3%,远高于台湾的43.9%,显示台湾就业率偏低。不过,就城乡观察,广东省农村就业人口虽然迅速下降,2005年降为1752万人,较2000年减少315万人,占就业人口总数降为35.8%,但远高于台湾农村就业人口比例。未来随着工业化与都市化的发展,农村就业人口会持续减少,会继续向城市转移,从而也加重城市的就业压力。
附録1-4 广东省与台湾省就业结构
附録
第二节 广东省与台湾省工业化发展阶段与
及展水平比较
工业化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动力与表现。台湾工业化始于上世纪60年代初,在60至70年代达到高峰,80年代进入高科技迅速发展时代,进一步提高了工业化水平,在21世纪初基本完成工业化,进入以服务业为主的“后工业化社会”。广东省工业化始于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较台湾起步晚了20余年,目前处于工业化中程阶段,工业生产呈现大幅增长及工业生产增加值比重高于第三产业比重的发展阶段。
一、广东省与台湾省工业化发展战略比较
台湾工业化发展早广东省约20多年,目前工业化已经基本结束,而广东省处于工业化发展中期,二次重化工业才刚刚起步,工业化仍将持续较长时期。
台湾虽然于50年代初提出并制定“台湾工业化之具体计划”,开始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发展战略,但工业化真正开始则于60年代。60年代初期始,台湾工业化战略发生转变,通过设立工业区、加工出口区、保税区等方式,大力发展以出口为导向的加工工业,轻纺电子工业获得迅速发展。到70年代初,台湾逐渐形成原料、零组件进口--台湾加工制造--成品出口的经济体系,台湾轻纺与电子工业获得迅速发展。其中,1964-1973年,是台湾工业持续高增长的黄金时代,年平均增长率在15-22%之间,是台湾历史上工业发展最快的时期。广东省工业化真正发展则始于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初期,主要是通过接收港台“三来一补”业务,发展出口加工工业,并带动乡镇工业发展,而加工出口区与保税区等为加工出口服务的特殊政策出台较台湾晚了20年时间。
70年代初,台湾工业发展开始了第二次进口替代,发展重心逐渐由轻工业为主向重化工业转化。在1973年开始的第六个“四年经济建设计划”中,台湾把“加速发展资本及技术密集工业”作为工业发展重点,并将“人造纤维、塑胶—石化”与“金属制品、机械—钢铁”两大系列作为发展的代表性产业,采取适当政策保护的“第二次进口替代”战略。随后,台湾当局提出“十大建设计划”,大力发展能源交通运输基础工业与钢铁、造船与石油化学等重化工业。同时,70年代末,台湾提出发展所谓的“策略性工业”与“高科技工业”,重点鼓励民间投资,发展电子信息、精密机械仪器与光电工业等。1980年,台湾正式建立新竹科学工业园区,逐渐成为台湾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摇篮,此后以电子信息为代表的台湾高科技产业获得迅速发展。经过多年发展,1988年,台湾重工业生产产值比重首次超过轻工业,而广东省重工业产值于2003年才超过轻工业,较台湾晚了18年。
特别是,台湾于80年代初提出发展策略性工业的“二高”(附加价值高、技术密集度高)、“二大”(产业关联效果大、市场发展潜力大)、“二低”(污染程度低、能源密集度低)标准,而这一标准正是目前大陆与广东省产业发展的主要思路与标准,提出了低能耗、低污染、高效益的工业化发展标准,可以说与台湾晚了20多年时间。
广东省产业政策的发展,早期主要受中央计划经济的影响,地方基本上没有自主权与决策权。改革开放后,广东省成为改革开放的试验地,中央不仅选择深圳、珠海、汕头作为经济特区,实施特殊政策,而且给广东省经济发展赋予了更大的自主权,率先对外实行开放,引进外资。但改革开放初期,广东省产业政策并不明确,在追求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则下,产业发展更多的是靠市场力量带动。80年代中期后,广东省开始确立产业发展的政策与思路,多次提出产业发展政策与方案。“十五”期间,广东省致力于对以粗加工、劳力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其中,2001年,广东省制订了《广东省工业产业结构调整实施方案》,明确提出了加快建设和重点发展电子信息、电器机械、石油化工三大新兴支柱产业,应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纺织服装、食品饮料、建筑材料三大传统产业,扶持发展汽车、医药、造纸三大潜力产业,广东省产业发展逐渐由轻工业为主向重化工业转型,广东省工业发展逐渐迈入一个新阶段。
二、广东省与台湾省工业化发展阶段的理论模式比较
我们依据相关经济学理论观察广东省与台湾省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变化与目前所处的发展程度。
(一)根据H. 钱纳里的理论模式评价与比较
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与工业化发展水平,最通常采用的是H. 钱纳里的理论模式。H. 钱纳里等人从产业结构转变过程的角度将各国人均GDP水平划分为六个变动时期。其中,第二至第五个时期为工业化时期,即工业化按人均GDP水平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不过由于历史与社会跨越式的发展,H.钱纳里的人均GDP的标准逐渐过时,于是郭克莎(2000)根据美国GDP减缩指数计算并参照H. 钱纳里等人的方法加以适度调整,并得出1964年与1996年的换算因子为6.2,也就是说,以1996年的美元衡量,人均GDP达到1240—2480美元才进入工业化的第一个阶段;人均GDP达到9300-14880美元,才是工业化的最后阶段。
附録1-5 广东省与台湾省人均GDP比较(单位:美元)
附録
依这一修正后的标准分析,台湾人均GDP于1992年超过1万美元,到2005年达到15271美元,标志着台湾在上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已进入工业化最后阶段。按照郭克沙修正后的H. 钱纳里理论标准,不计汇率变化,广东省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才进入工业化初级阶段(人均GDP达到1200美元)。2005年,广东省人均GDP为2650美元(相当于台湾80年代初期水平),已进入工业化中程级阶段,较台湾落后22年之多。就珠江三角洲工业化进程而言,1996年人均GDP达到2513美元,2005年达到4875美元,正处于工业化中级阶段,并已向工业化高级化阶段迈进。按目前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速度与人均GDP增量计算,五年之内人均GDP即可达到9300美元,即完成工业化的高级阶段,向发达经济阶段过渡。
附録1-5 修正后的H. 钱纳里人均GDP与工业化阶段划分标准
附録
(二)依库滋涅茨产业结构理论对广东省与台湾省工业化发展阶段及水平比较
三次产业的GDP结构是观察工业化发展进程与产业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之一。依库滋涅茨理论模式,从三次产业GDP结构的比重变化看,在工业化开始阶段,第一产业比重较高,第二产业比重较低,第三产业比重较高;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第一产业比重持续下降,第二产业比重迅速上升,而第三产业比重只是缓慢提高;当第一产业比重降到20%以下、第二产业比重上升到高于第三产业而在GDP结构中占最大比重时,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第一产业比重再降到10%左右,第二产业的比重上升到最高水平时,工业化就到了结束阶段(此后,第二产业比重便转为相对稳定或有所下降)。
台湾工业化进程与库滋涅茨理论标准相当勿合。60年代初,台湾工业化开始,第一、第三产业产值比重较高,而第二产业产值比重低于第一、第二产业;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60年代末期始,台湾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已降到20%以下,第二产业产值比重持续上升,第三产业比重缓慢上升;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在1980年代始降至10%以下,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在70年代末期(1978-1979年)到80年代中期(1987年以前)达到相对最高时期,台湾工业化进入后期,90年代在经历瞭高科技产业发展后,工业化逐渐宣告结束,迈向“后工业化社会”。
广东省产业结构水平相对较低,以产业结构反映的工业化发展进程与库滋涅茨的理论并不完全相符合。70年代前,广东省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在30%以上,但工业产值比重高,而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低于工业,显示广东省商业与第三产业落后,与库滋涅茨以西方国家社会为标准的产业结构划分工业化进程的理论,不完全符合中国广东省的情况,但总体工业化进程仍是适用的,即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整个80年代到90年代,广东省第一产业产值比重持续下降,并在90年代初(1992年)首次降至20%以下,工业产值比重持续上升,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缓慢上升,广东省工业化进入中程阶段。2000年起,广东省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已降至10%以下,但第二产业产值比重仍处在上升时期,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仍低于第二产业,可以说广东省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工业化尚未结束。与台湾相比,2000年前后的广东省产业结构只相当于台湾70年代末的产业结构水平,可以说广东省工业化发展水平与台湾相差有20年的历史。
附録1-6 广东省与台湾省产业结构(产值)的变化与发展水平(单位:%)
附録
(三)依据其他经济理论对广东省与台湾省工业化进程的比较
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根据消费品工业与资本品工业的比率变化划分工业化发展阶段与进程,并将工业化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在广东省与台湾省不易有明确的消费品工业与资本品工业统计的情况下,以与其类似的轻重工业观察其工业化进程。
50年代起,到80年代末期,台湾工业结构基本上以轻纺电子工业为主,因此轻工业产值占工业产值的比重一直在50%以上。此后,由于重化工业与高科技工业的发展,重工业产值比重上升,并于1988年首次超过轻工业,1998年达到69.1%,轻工业产值比重降至30.9%,轻重工业之比率为2.24:1,处于工业化的第二阶段。2005年,台湾重工业产值(净值)比重首次上升到80%以上(80.7%),轻工业产值(净值)比重降至20%以下(19.3%),轻重工业之比率降为4.18:1。广东省工业发展在改革开放后,也长期以轻轻电子工业为主,轻工业在80年代中期以前,轻工业产值几乎高于重工业产值的一倍。90年代末以来,重化工业产值比重上升,并于2003年首次超过轻工业,2005年为53%,相当于台湾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水平。以此观察,广东省工业化进程落后台湾15年到20年时间。
另外,根据工业内部结构的变化也可反映工业化进程与阶段。根据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当工业结构处于重化工业阶段的第一个时期(以原材料、基础工业基础为重心),工业化处于初级阶段;当工业结构由重化工业向深加工阶段迅速推进时(以加工装配工业为重心),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当工业结构由深加工阶段向技术密集化阶段转变时(以技术密集加工工业为重心),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对工业增长起到推动作用时,工业化到了后期阶段。不过,一个国家或地区工业化的发展,不完全按照某一固定模式进行,而是有相当大的差别,可能在同一时期发展基础工业、加工装配工业或技术密集工业。依此理论与标准分析,台湾工业化进程总体上符合这一理论,但在阶段划分上仍有差异。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台湾基础工业发展相对迅速,占工业产值的比重维持较高比重,而且超过技术密集工业产值比例。在90年代末期始(1996年为标志年),台湾进入技术密集加工阶段,技术密集工业产值比例不仅超过传统工业比例,而且超过基础工业比例,而且上升为最大的产业,台湾进入工业化末期。相对的,广东省重化工业还处在起步阶段,2005年,高技术制造业完成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例为24.4%,远低于一般加工制造业,正处于由基础工业与一般加工工业向加工装配工业转变的工业化中期阶段。
与高科技产业发展相关,台湾已进入知识经济发展时期,并取得重大进展,而广东省知识经济还未提上重要发展议程,发展相对滞后。在世界银行公布的“2005年全球知识经济指数”(KEI)评比中,在128个国家或地区中,台湾知识经济发展表现优异,以8.04分(满分10分)排名第20位,在亚洲居第3位,仅次于日本与新加坡,“创新系统”得分8.99,资讯基础设施得分8.93。依台湾当 局的预估,到2015年,台湾电子信息等主力基础产业产值将达到12.3万亿新台币,知识服务产业产值1.7万亿元,新兴产业产值达1.4万亿元,永续产业产值为950亿元。
从上述几种理论对广东省与台湾省工业化进程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台湾工业化进入末期或基本结束,广东省工业化处于中期阶段,与台湾工业化进程相差有20年左右的时间。
第三节 广东省与台湾省社会发展比较
广东省与台湾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工业化发展,必然带来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以及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的出现,这是现代化发展的一个必经路径。这里主要就广东省与台湾科教发展、医疗卫生、生活水平、都市化发展及社会财富分配等问题进行比较。
一、科技与教育发展水平比较
科学技术发展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更是现代化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台湾经济发展比较成功,科技发展也进入一个较高水平阶段,研发经费比率接近发达国家或地区水平,但基础科学薄弱,关键技术缺乏。2004年,台湾研究发展经费投入为78亿美元,占GDP的比率为2.42%,较1991年的1.7%上升了0.7个百分点,已接近美国的2.6%、德国的2.55%与韩国的2.52%,高于英国的1.89%。目前广东省研发经费占GDP的比例只有1.34%(2003年),相当于台湾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水平。其中,台湾的政府投入占研发经费的比例有所下降,从1990年的45.8%下降到33.9%,但在国际上仍属于高水平。相对的,广东省政府投入研发经费的总量与比例均相当低。据广东省科技厅的一项调查,研发经费主要来源于企业,占研发经费总额的80%,政府资金只占9.5%,政府投入的比例与台湾相差甚大,也低于法国的(44%)、德国的(32%)、韩国的(25.4%)。广东省已充分认识到,科研经费投入不足以及研发对于广东省产业发展水平的重大作用,希望在2020年建成一个“创新型广东”,因此开始有计划地加大科技投入。依据广东省规划,到2020年,全省科技经费投入占GDP的比例从2003年的1.34%提高到2.8%,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其中政府财政科技经费投入占全省科技经费投入总额比例从10%提高到30%以上。如果这一计划能够落实,达到这一目标,将促进广东省科技发展与高科技产业发展,实现广东省经济的真正转型。
台湾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且政府投资比重大,教育事业取得很大的发展成就。台湾基本上普及了小学、中学与大学教育。15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于上世纪80年代末期达到90%,2005年已达到97.33%;高中毕业生升学率于90年代初突破50%,到2005年已达到85.2%,每万人高等教育学生数达到587人。广东省教育事业也在全国处于相对领先地位。2002年,广东省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9.7%,初中毕业生升学率达到61%,其中主要大城市的初中生毕业生升学率达85%以上,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3%,但只有台湾的四分之一。
台湾教育的发展,得益于对教育的重视与政府投入的比例偏大。教育经费占各级政府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986年时的16.45%上升到2004年的18.61%。相对的,广东省在教育经费的投入比例偏低,2005年,文化、教育、科技、卫生等领域的预算支出合计为20.1%,每个领域平均分配的话只有5%。
台湾教育发展水平虽高,但也有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90年代后,台湾教育改革不成功,引起极大争议,尤其是全面发展大学教育,出现高等学校的爆增现象,大学及独立学院从1986年的28所一举增加到2005年的145所,超过广东省的102所,结果是大学在校学生人数从不足20万人增加到111.5万人,出现学历贬值与高学历就业困难等问题。广东省高等教育发展也出现类似的趋势与现象,值得借鉴与关注。
附録1-7 广东省与台湾省主要经济社会指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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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广东省与台湾省生活水平与质量比较
经济发展与社会现代发展程度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是生活水平与质量的高低。就广东省与台湾省生活水平发展程度与质量观察,尽管两者人均GDP水平有相当大的差距,台湾省是广东省的近6倍,但两个地区的生活水平差距并不大,在某些方面,广东省还超过台湾。
广东省经济发展迅速,2005年人均GDP达到2650美元,基本上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其中,珠江三角洲地区人均GDP接近5000美元。城乡居民收入稳步提高。2005年,广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4770元,农村人均纯收入4690元,分别为1823美元与579美元,这两项指标与台湾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随着经济发展与居民收入增加,广东省居民消费结构与消费水平均出现较大变化。城镇居民食品类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例(恩格尔系数)从2000年的38.6%降为2005年的36.1%,相当于台湾80年代中后期的水平(台湾1980年恩格尔系数为40.4%),与目前台湾恩格尔系数23.7%(2004年,指食品饮料占消费支出比例)仍有较大差距。台湾消费结构另一个显着变化是,医疗保健支出增长明显,从1980年的4.2%上升到2004年的12.9%,显示随着平均寿命延长与卫生保健观念改变,医疗保健消费日趋重要。
广东省家庭现代化设备或耐用消费品的普及率大幅提高,部分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水平,部分已达到发达国家或地区水平,与台湾基本上处于同一时代。如广东省移动电话、固定电话、彩色电话机与洗衣机等现代化家庭设备拥有率已超过台湾,但广东省家庭汽车拥有率与互联网使用率,与台湾还有很大差距。这与广东省农村人口比例高、城市化发展水平较低、高等教育人口比例低以及国际化发展程度等有很大关系。要特别指出的是,台湾社会信息化发展程度相当高,与发达国家处于同一水平,不少指标甚至超过发达国家。2005年,台湾家庭电脑拥有率达79.5%,家庭互联网使用率达到70.6%。台湾宽带覆装盖率已相当普及,村里平均宽带覆盖率达98.96%,偏远及离岛地区也达89.15%,预计到2008年全岛平均宽带覆盖率达到99.6%,偏远与离岛地区达到96.5%。国际电信联盟(ITU)在进行全球数位机会指标评比中,台湾地区排名高居世界第7位。
在居住方面,广东省居住条件大为改善,但与台湾仍有一定差距。1976年到2004年,台湾自有住宅比率从67.4%上升到86.8%,每户住宅平均面积从76.6平方米增加到141.2平方米。2005年,广东省城乡居民人均居住面积平均达到25.71平方米,按每户3.35人计算,每户居住面积为86平方米,与台湾仍有较大差距。
广东省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较快,但与台湾仍有较大差距。台湾医疗卫生发展水平较高,基本达到发达社会标准。到2004年底,台湾医疗机构为19240所,每万人有8.4个医疗机构;执业医务人员达19.3万人,每万人有医务人员84.6人;病床数14.3万张,每万人病床数为63.2张。同年,广东省医疗机构15744个,每万人有2个;医务人员34.8万人,平均每万人有医务人员44.6人;床位数20万张,平均每万人拥有床位25.6张,广东省每万人医疗资源拥有量分别只有同期台湾的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经济发展、社会医疗卫生事业进步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是平均寿命。广东省与台湾省的平均寿命均达较高水平,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根据台湾“行政院主计处”最新公布资料,2004年台湾平均寿命为76.4岁,世界排名第37位(大陆排名第75位),较十年前提高了20%,不过与日、美、欧等发达国家与香港达80%以上仍有较大差距。台湾健康寿命占平均寿命的比率为91.0,排名世界第6位(大陆排名第26位)。2005年,广东省平均寿命达到73岁,与台湾的差距不大,预计到2010年上升到75岁。
广东省社会保障制度正在完善之中,纳入保险的人口在增加,但较台湾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起步较晚,不如台湾完善与普及。早期台湾医疗与养老等社会保险包括了军公教人员与劳工,1986年实施农民健康(医疗)保险,90年代后台湾又建立了全民健康保险制度。到2005年末,参加公教、劳工与农民保险的人数为1078万人,参加全民健康保险的人数为2231万人(强制性的社会保险),占了总人口的98%。到2005年底,广东省养老、失业、工伤与医疗四大社会保险参保人数超过1000万人以上,但占户籍总人口的比例只有八分之一,与台湾有相当大的差距。依据广东省发展规划,到2010年,城镇职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达到2100万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达到期2200万人,与界时广东省常住人口8900万人仍有较大差距。尤其是广大的农村人口还没有纳入社会保险范围,只有部分地区试点进行农民医疗保险,这是未来广东省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的重大挑战之一。
附録1-7 广东省与台湾省每百户居民家庭设备拥有量比较(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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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广东省与台湾省城市化发展比较
广东省城市化发展程度在大陆处于发展较快或城市化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但与台湾相比较仍有较大差距。
台湾城市密集,而且集中在西部走廊地区,城市人口占有很大比重。目前台湾有2个“院辖市”,5个省辖市,32个县辖市,58个镇。台湾城市化程度虽高,城市化水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于1980年超过50%(台湾进入工业化社会中期),90年代开始城市化进程放慢,从1990年的79.1%上升到目前的85%左右。台湾城市化发展快速,城市密度高,城市化发展模式较为成功,城市规模控制适当,并没有出现大都市人口过度膨胀以及所引起的诸多大城市化后遗症问题。台湾超过200万人口的城市只有台北市与高雄市,而且最大的台北市人口未超过300万人(262万人),五个省辖市人口只有台中市人口超过100万人,台南市为76万人,其余三个均不超过40万人,多数县辖市人口一般在20-50万人之间,属中小城市,从而避免了城市化过度扩张导致的城市交通、住房、医疗机构等严重不足现象。
广东省城市化发展程度虽较台湾为低,但发展迅速。改革开放后前22年(到2001年),广东省城市化发展较为平稳,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78年的16.3%上升到1985年的21.2%(首次超过20%),1996年超过30%,但还赶不上台湾40年代的水平。近年来,由于城市快速发展与改制,城镇人口出现爆发式增长,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于2003年达到47.7%,2005年突破60%,达到60.7%,较2000年上升了5.7个百分点,较1990年上升了23.2个百分点,达到台湾70年代初期的水平。按此速度下去,到2020年前后,广东省城镇人口比例将超过80%,相当于目前台湾城市化的水平。广东省城市化发展也不均衡,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特别是,广东省城市化发展,不只是小城镇的发展,而且是大都市的扩张,目前城镇人口比例超过70%的城市有7个,超过50%的有4个,广东省的城市化发展极不平衡。
附録1-8 广东省与台湾省城市化发展比较(单位: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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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广东省与台湾省工业化、都市化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与挑战比较
经济发展,尤其是工业化发展时期,必会带来工业化发展的一些后果与问题,包括城市化发展所引起的都市问题与城乡差距问题、人口流动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社会动荡问题、社会犯罪问题、环境污染问题、能源紧张问题等。这些问题需要在经济发展中逐步解决,但需要政策的完善与制度建设。台湾省与广东省现代化发展尤其是工业化发展也出现了类似情况。
(一)广东省与台湾省社会财富分配不均情况比较
在经济起飞与工业化发展过程中,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逐渐凸现。从国际上看,发展中国家的一条普遍经验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至3000美元时,往往既是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也是一个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的凸现时期。在拉美国家尤其典型,负面效果严重。其中一个最典型的问题是社会财富分配问题,即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矛盾。
与一般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经济转型与发展相较,台湾的情况较为特殊,在工业化发展与人均GDP在1000-3000美元时期,社会财富分配并没有出现严重的分化现象,而是在超过这个标准后,社会分配差距才逐渐扩大,但仍未超出贫富警戒线,而广东省则是在刚刚跨入中低收入社会或进入这个标准初期后,社会分配问题就变得十分突出。
基尼系数是描述一个国家或地区整体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指标。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处于0.3—0.4时,表示收入分配比较合理;在0.4—0.5时表示收入差距过大,超过0.5则意味着出现两极分化。同时,国际上将0.4作为一个警戒线,超过0.4者为贫富不均国家或地区。依经验观察,北欧多数国家的基尼系数控制在0.2左右,絶大多数欧洲国家和日本也控制在0.3以下,说明北欧与多数发达国家并未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情况。贫富分化最严重的是拉美国家。上世纪70年代,在拉美地区经济增长达到一个高峰时,部分拉美国家财富分配急剧恶化,基尼系数迅速超过警戒线,如巴西基尼系数达到0.66,哥伦比亚与秘鲁分别达到0.61与0.60,结果造成严重的贫富分化与社会矛盾,影响到社会安定。不过,台湾在经济高速增长与人均GDP迅速增加时期,其基尼系数并没有明显扩大,近年来尽管有所上升,但尚未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情况。依统计,台湾基尼系数由2000年为0.295(分配不均程度世界排名第9位),上升到2004年的0.338(2003年为0.343),均在0.4以内,低于周边的韩国(0.35,2000年)、新加坡(0.48,2000年)与香港(0.53,2001年)。大陆目前人均GDP为1700美元,但基尼系数则超过了0.4的“警戒线”。据专家研究,大陆基尼系数在1981年为0.29,2004年已上升为0.465,2005年达到0.47。广东省基尼系数也超过了0.4,显示广东省与大陆的财富分配不均问题提前到来。
分析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的另一指标是高低收入家庭的所得配数,广东省与台湾的计算方式略有不同。台湾是以最高所得20%家庭与最低所得20%家庭的五等分位比率计算,广东省则是以七等分倍数计算,实质是一样的。1980年之前,台湾分配所得相对平均,一般维持在4.5倍之间,80年代后是一个重要转折点,此后逐渐扩大,从1980年的4.17倍上升到2001年的6.39倍(创历史新高),此后略有下降,2004年为6.03倍。按每人可支配所得观察,2004年,台湾高低所得差距为2.67倍,较2002年的2.91倍略有改善。广东省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明显,城镇家庭高低所得收入配数(按七等份分组计算)从2000年的5.37:1扩大到2005年的9.55:1,扩大趋势明显,这与广东省处于工业化迅速发展时期密切相关。
台湾家庭资产相当集中,约70%的财富集中在约2%的家庭手中。台湾低收入户总量虽不高,但近年以来呈现快速增长之势,从1998年5.5万户增加到2005年的8.5万户,占总户数的比率从0.86%上升为1.16%;低收入人口从12.5万人增加到21.1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从0.57%上升为0.93%。同时,据台湾“教育部”调查,缴不起营养午餐的弱势家庭的中小学生人数从2001年的7.1万人上升到2005年的13.8万人,显示台湾经济的发展,并没有解决贫困人口问题,近年贫困人口增加较快,是社会财富分配趋于恶化的重要表现。相对的,台湾城乡收入差别较小,农民家庭每户可支配所得从1990年的42.4万新台币增加到2004年的72.9万新台币,城市家庭收入增长也相对较慢。广东省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由2000年的2.67:1扩大到2005年的3.15:1,2005年广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的三倍之多。广东省的贫富差距与城乡收入差距成为广东省建设和谐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必须高度重视。
(二)广东省与台湾省社会人口流动问题比较
台湾在工业化发展时期,人口流动也相当明显,农村人口迅速向工业发展迅速的城市流动,而且在不同县市也出现不同程度的由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的人口流动。城市化的发展,人口在地区之间的流动增加,跨县市的工作通动机会增多。台湾跨县市工作的人口比例达到15.3%,部分县市30%,来自居住地以外县市的收入比率平均达到20%左右(2003年为20.1%,2004年为19.5%,部分县市超过40%。台湾的人口流动与跨县市工作形势,与广东省外来打工人口流动不一样,不是来自农村,而是周边城镇或农村,主要居住在原地,而不是迁移。
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带来的另一问题是农村的衰落,农业弱势更加突出,广东省的情况尤其明显,“三农”问题、城市农民工与外来人口问题,“失地农民”问题,城市人口膨胀带来的资源紧张问题,均成为广东省现代化建设面临的巨大挑战。“失地农民”问题尤其值得关注。根据广东省局部调查,全省平均每年产生失地农民约9万人,即1980—2002年22年间,约有200万失地农民,再加上广州市“农转居”40万人、深圳市的“城市化”人员约27万人,全省失地农民约有280万人,并推断到2005年底失地农民达300万人。失地农民的大量产生,是广东省工业化与城市化过度扩张的结果,并产生一系列问题,增加就业、社会保障的压力,带来社会不稳定性。尤其是征地过程中,引发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事件不断增加,这是广东省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必须注意的重要问题。
与此相关,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一般都会造成土地资源的消耗过快。依广东省统计,全省耕地面积从1980年的4126.1万亩减少到2005年的3153.9亩,25年共减少972.2万亩,平均每年减少38.89亩,其中在近年城市化迅速发展过程中,建设用地增长过快,1999年到2005年,建设用耕地达70.6万亩,平均每年占用耕地约10万亩。不过,台湾省在工业化过程中,由于农地资源宝贵,台湾当局对农用地的占有限制严格,因而台湾耕地占有情况并不严重,农业耕地总面积在50年代初保持在87万公顷左右,在工业化迅速发展的70年代还有所增加,一度达到92万公顷,80年代初期以后略有减少,但减少量非常有限,目前仍保持在85万公顷的水平,50多年来,台湾耕地几乎没有减少,这是一个“奇迹”。广东省在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在保护耕地问题上,台湾的经验值得借鉴。
(三)广东省与台湾省老龄化问题比较
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一般人口均会保持快速增长,而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医疗卫生事业进步,人均寿命延长,以及“不婚、不育”社会现象增加,就会逐渐出现人口的老龄化问题。这一问题在台湾与广东省普遍存在,而且广东省的老龄化社会提前到来。
根据联合国的有关规定,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7%以上,就标志着进入老龄化社会。台湾老龄化速度发展快,65岁以上人口比例于1993年突破7%,2005年已达9.7%,预计在2014年上升为13%,2051年达到37%;人口老化指数从1986年的18.2%持续上升到2005年的52%,超过韩国的44%、新加坡的39%。人口老化,意味着年轻人负担加重,社会福利与保障的压力增加,不利经济发展。从历史发展看,台湾在工业化后期、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后,才进入老龄化社会。然而,广东省在刚进入工业化中期,人均GDP还不到3000美元时就跨入老龄化社会。据统计,2005年,广东省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681万人,占总人口的7.4%。专家预测,按户籍人口计算,广东省老龄化水平将在2010年、2020年、2030年与2050年分别达到8.1%、10.7%、15.2%与23.6%。特别是在广东省处于工业化发展中期,农村劳动力大批外移都市与工厂,农村地区老龄化进程较城镇更快。据调查,2005年,广东省65岁以上老人有324.8万人生活在农村,占老龄总人口的47.7%,不利农村的发展与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只是广东省,整个大陆已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目前大陆60岁以上人口达1.43亿人,占总人口的比例达11%,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预计这一比例在2020年上升为17.2%,2050年达到31%。就大陆而言,在人均GDP不到2000多美元(1700)的情况下就进入老龄化社会,而发达国家一般在人均GDP达到5000至1万美元才进入老龄化社会,显然广东省与整个大陆提前进入老龄社会,加大青年人的负担与社会保障压力,对经济与社会发展提出新的挑战。
(四)广东省与台湾省社会治安形势比较
工业化与都市化发展,城市流动人口的增加,社会财富分配差距扩大,都会造成社会治安形势恶化。台湾如此,广东省也是如此。台湾社会治案的恶化始于工业化中期与社会大转型的初期,即80年代中期以后。依统计,1981年时,台湾刑事案件只有5万多件,到2005年近56万件,20多年增长10倍;每十万人刑事案件发生率在1986年只有929件,此后迅速增加,在90年代初因一度采取强硬手段,刑事案件发生率有所减缓,但总体上升趋势没有改变,到2005年已达到每十万人刑事案件244件。广东省社会治安形势也出现恶化趋势,重大恶性事件与刑事案件发生率迅速上升,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都市化发展与社会分化现象的加剧,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压力增大,自杀率现象也迅速增加。台湾自杀死亡率从80年代中期的每10万人有11.6人自杀,此后在人均GDP迅速上升的情况下一度有所改善,但21世纪以来,由于经济形势逆转,失业率迅速上升,弱势群体的生活压力增大,自杀率迅速上升,2004年已上升到每10万人有15.3人自杀,尤其是1998年以后,自杀人口一直高居台湾十大死因前列。近年来,处于工业化发展迅速的广东省,自杀现象也有上升趋势,是值得关注的重要社会问题。
(五)广东省与台湾省的环境污染与能耗问题比较
台湾与广东省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早期均忽视环境保护问题,造成河流污染、农地重金属污染与空气污染等问题。所不同的是,台湾作为第一波新兴化工业社会的发展,尚没有环保经验借鉴,也较早出现强大的环保抗议运动。70年代末期,台湾环保运动出现,在80年代达到高峰,对台湾社会与经济产生深远影响。污染问题与环保运动迫使台湾当局能够较早治理环境污染问题,经过多年的努力,台湾环境污染问题得到初步解决。1993年,台湾建立空气指标以来,空气污染指标(PSI)大于100以上的天数比重由1993逐步形成的9.6%一路降到2005年的4%;主要河川严重污染长度从1996年高峰时的14.93%降到2005年的6.2%;超抽地下水量从1994年高峰时的一年31亿吨降到2005年的13亿吨。不过,台湾环保意识强烈,污染抗议事件长久不衰,对经济发展造成相当大的冲击,许多重化工业建设项目耗时甚久,甚至无法兴建,已严重影响到台湾经济建设与发展,环保与经济建设的矛盾非常突出,成为当今台湾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
广东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与其他地区一样,长期以来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造成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成为广东省现代化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目前全省城市生活污水排放量达到39.8亿吨,处理率仅为35%左右;农村地区生活污水年排放量总计25.24亿吨,没有进行任何无害化处理。据国家环保总局的调查,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平均农田土壤有40%左右重金属污染超标,其中10%属于严重污染超标。其中,佛山的南海和顺德,土壤汞超标率分别达到69.1%与37.5%,东莞的土壤汞超标率达到23.9%。这些地区正是乡镇企业发达与经济发展快速的地区。污染事件也越来越多,已经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与经济发展。
广东省已充分认识到环境污染问题的严重性,加大环境治理的投入与力度。在广东省《珠江三角洲环境保护规划纲要》中,预计到2010年,九个城市的污水处理投资达745亿元,日处理污染水能力达到1656万吨;到2020年,分别达到99亿元与2226万吨。在吸引外资与投资中,也更加重视环境的评估与投入,开始淘汰污染行业。但治理环境污染是一个长期的艰巨工作,不是短期内所能改善与实现,必须将环境保护放在极为重要的地位,做出长期艰苦的努力,实现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在工业化过程中,能源资源利用量不断增加,降低能耗、节约能源就成为一个十分迫切的课题。台湾能源资源缺乏,除了早期有少量的煤开采外,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与其他矿产资源几乎全靠进口,但并没有成为制约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相对,正是由于能源与矿产资源的不足与困乏,尤其在经历了70年代初第一石油危机后,台湾更加重视能源安全,更加重视能源节约,经济增长的耗能量相当低。不过,经济发展,人均能源消耗量仍持续上升,从1986年的202.6油当量(指1000升的原油热值)上升到2005年的477.4,20年增长1.35倍。广东省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能源资源较台湾丰富,但仍属能源相对不足的省份,单位GDP能耗量在大陆属于偏低的省份。2005年,单位GDP能耗(吨标准煤/万元)为0.79,单位GDP电耗(千瓦时/万元)为1195.3,均名列大陆能效之首。2006年单位GDP能耗、单位GDP电耗与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分别较上年同期下降2.7%、2.2%与2.7%。目前广东省加快制订“广东省循环经济促进条例”,建立和实施单位GDP能耗指标公报制度,建立节约型社会,但要真正落实,提高节能意识,道路依然艰巨。
五、广东省与台湾省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比较
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由于自然或人为政策因素,经常会出现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台湾省虽小,经济相对发达,但也存在明显的地区差距与发展不平衡问题,除了城乡差距外,主要是“东西差距”与“南北差距”。台湾工业、城市与人口主要集中在从北向南的西部走廊,这一地区经济发达,而中部与东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不论是经济总量、城市化程度与文化教育资源或发展水平等均远远落后于西部走廊。“南北差距”也很突出,北部经济发展程度高,南部相对较低,而且形成复杂的“南北矛盾”与政治上的“北蓝南緑”格局。为改善地区差距,台湾当局也采取了一些政策,在90年代初提出“产业东移”政策,企图改变东部落后的经济局面,但效果不大。东部两个县的面积占全岛面积的22.6%,但人口仅占2.7%左右,工业企业所占比例不足3%;北部地区面积占全岛的20.4%,人口却占了43%,工业企业占了45%以上。为改变中南部经济相对落后的局面,台湾当局也在中南部设立科学园区,在政府机构设立“南部办公室”与“中部办公室”,甚至将部分政府活动转移南部,但效果也不明显,长期形成的地区差距不是短期所能改变的。不过,台湾整体经济发展成熟,东西、南北经济差距与不平衡发展问题并不十分严重,除了南北不平衡存在复杂的政治对立与斗争外,东西差距并没有引起太多的社会矛盾。
广东省经济发展,不仅城乡差距明显,而且区域发展极不平衡,主要表现在珠江三角洲与北部山区以及东西两翼的经济发展落差。珠江三角洲九个城市的面积为24437平方公里,不到广东省国土面积的14%,GDP却占了全省的80%。珠三角与东西两翼和山区的人均GDP之比从1995年的3.81:1、4.71:1扩大到2003年的4.35:1和5.23:1。2005年,珠三角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已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东西两翼地区人均GDP只有1220美元,仍属中低收入国家的水平,山区人均GDP只有940美元,刚刚超过低收入国家的门槛,两者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700美元。2005年,珠三角地区人口占了全省总人口的一半(49.5%),相当于粤北、粤西与粤东人口的总量;珠三角接受大学教育人口的比重占了全省的75.2%,其他三个地区均不超过10%。全省40%以上的基础教育与公共文化设施、50%以上的医疗卫生资源和80%以上的科技资源集中在珠三角地区。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实现地区均衡发展与协调发展,近年来,广东省采取一些积极措施,在积极发展东西两翼的同时,推动珠三角地区与北部山区的合作,进行产业转移。广东省第九次党代会,在原先“外向带动、可持续发展、科教兴粤”的广东省经济发展三大战略基础上增加了“区域调协发展”战略。2002年8月,广东省出台“关于加快山区发展的决定”,投资375亿元改善与发展山区、东西两翼的能源与基础设施。2003年,广东省正式出台“关于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决定”。2005年3月,广东省政府颁布《关于我省山区及东西两翼与珠江三角洲联手推进产业转移的意见(试行)》,省经贸委下发《关于贯彻实施广东省产业转移工业园认定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随后有关部门出台一系列相关政策与措施。这些措施有助于促进东西两翼与北部山区经济的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但区域不平衡发展是一个长期性的问题,受自然条件的制约,不是短期内所难免从根本上解决的,但在继续加快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加强地区之间经济的协调发展,是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而且要将工作落得实处,真正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与均衡发展。
附録1-9 广东省与台湾省社会经济基本情况比较(2005年)
略
一、广东省与台湾省经济发展模式问题
广东省与台湾省经济发展模式有许多类似之处,均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加工工业发达,外贸在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台湾是一个市场经济体系,但政府干预与控制力强,可以说是全球范围内处理市场和政府关系或角色最为成功的地区。在经济发展中,台湾重视市场机能,开放民间企业在法规政策范围内发展,但也重视政府的计划,重视政府的引导与干预,这与香港经济发展是不同的,也与许多西方国家发展模式是不同的。台湾在经济发展中,不仅长期制定经济建设计划,有短期的四年计划、中期的六年计划、有长期的十年计划等,而且在每一阶段都有明确的产业政策,能够引导经济与产业的发展方向,使得台湾产业转型比较顺利,产业发展能够与国际接轨,经济保持了长期的稳定发展,这是台湾经济成功发展的重要经验。广东省与整个大陆的经济发展,由于特殊的社会背景,过于重视政府干预,轻市场调节。
台湾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每一阶段国际经济发展趋势与产业转移的把握相当准确(某种程度上),能够制定出较为切实可行的政策,能较为合理的利用外资,接受国际产业转移,培养本土产业。同时能正确认识龢利用外资,更加重视本地企业的发展。台湾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尽管政策上积极鼓励,但限制仍多,更多的是利用直接资本,而较少利用借贷资本,除了70年代重化工业发展时期少量的利用外债外,台湾一直没有所谓的外债,保持了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也没有出现国际经济危机或金融风暴对经济的严重冲击,避免了拉美国家大量依靠外债发展经济导致的严重后果。
二、工业化发展的经验与教训
广东省与台湾工业化发展有相当大的差距,是多种因素构成的。首先,广东省与台湾工业化发展有相似之处,基本上都是以出口加工为主要特征的产业体系,即主要是通过原料与零部件的进口—加工制造--出口来实现经济循环的,只是广东省加工层次较台湾低,时间进程较台湾晚。其次,台湾是一个完整的经济体系,有相对独立的产业政策,工业发展与产业布局有一整套的规划与建设。相对的广东省不是一个完整的经济体系,只是大陆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一部分,不可能有独立的产业政策,工业发展布局受到中央政策制约,不可能建立大而全的所有工业部门,特别是重大工业建设项目不能独立自主,从而影响到广东省产业体系的建立不像台湾那样完整,存在缺点。
企业所有制结构有很大差异。广东省产业发展中,民营经济发展虽然迅速,但在整个产业与国民经济体系中所占地位相对有限。台湾则不同,民营经济发达,仅中小企业就超过100万家,大型企业财团众多,民营企业产值占工业产值的93%左右。2005年,广东省民营经济单位为278.3万户,其中私营企业45万家,完成增加值仅占全省GDP总量的36.9%,民营经济的部分主要总量指标,超过国民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
就国际品牌或国际知名企业观察,广东省除了程控交换机领域的华为一家企业外,还没有国际性的大企业与国际品牌。台湾尽管在自主知识品牌方面也相对落后,但国际知名企业不少,宏基、华硕、鸿海、台积电等具有相当的国际知名度。广东省与台湾企业规模相差更大。广东省美的集团有限公司,2005年销售收入约为45亿美元,华为公司为40亿美元,而台湾大型企业集团的年营业收入超过100亿美元的已相当多。
广东省企业的国际化程度低,对外投资甚少。台湾则是全球直接资本输出的重要地区,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投资,尤其是在大陆、东南亚、日本、美国与欧洲等都有投资,而且已出现不少跨国公司。到2005年底,台湾对外投资总额(包括对大陆)达918亿美元。相对的,广东省企业对外投资才刚刚起步,目前只有数亿美元,对外投资的知名企业甚少,只有华为等少数制造企业。
三、广东省与台湾省社会发展差距
在工业化发展与社会转型过程中,台湾在新兴工业化社会发展中是最成功的案例之一,没有出现大多拉美国家的都市过度膨胀现象,城市人口保持了稳定的增长速度与适度的水平,基本上是走了一条中小城市密集化的发展道路,城乡差距不大。社会财富分配在工业化后期出现扩大化趋势,但基尼系数一直未超过国际上认可的0.4的警界线,家庭高低所得配数也控制在较为合理的范围内,贫富差距不是很悬殊,没有出现明显的阶级分化与尖鋭的社会矛盾。其主要原因是在蒋氏父子统治时期,强调“国家资本”,反对私人资本家的垄断行为;台湾中小企业数量庞大,形成广泛的中产阶级;失业率长期处于低水平,只要有工作,就不会出现赤贫现象;经济发展起点高,商业发达,从事商业经营的人口比例高。
台湾工业化与都市化发展,虽然也吸引农村人口向城市与工厂的流动、转移,人口向经济发达的北部地区集中,导致农村人口的老化与妇女化,农村经济发展放慢,农业复种指数在工业化后期大幅下降,但并没有出现都市化人口的过度膨胀问题。特别是由于当局对耕地保护严格,不允许轻意转为工业用地与建筑用地,也不允许非自耕农身份者购地,使得台湾不仅耕地未受到侵占,几十年耕地总面积没有减少,而且农民有了土地保障,保证了农村社会的长期稳定。
台湾在经济发展或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最尖鋭矛盾不是贫富分化与阶级对立,而是民主化发展引起的政治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巨大改变。特别是在民主化发展中,夹杂了复杂的统独矛盾,而且从80年代中期一直延续到今天,引发岛内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形成明显的蓝緑对抗。在广东省经济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出现政治结构的显着变化。
台湾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另一个较为尖鋭的矛盾是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的矛盾。在80年代中期,台湾进入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过程中,以反污染为代表的环境保护运动迅速发展,形成一股强大的“自力救济运动”,成为整体社会运动的主体之一,而且与台湾民主化运动结合在一起。在台湾复杂的特殊背景下,台湾环保运动背后有民进党的主导与利用,对台湾经济建设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许多重大建设项目因此难以按计划进行,许多建设项目必须向当地或民众支付庞大的回馈金或补偿,增加了成本,有些甚至拖延十多年,“第四核能电厂”的兴建、停建过程最典型,一些外商重大投资项目被迫放弃在台湾投资(德国拜尔石化项目),这也是台商与外商迅速转移大陆的背景之一。直到目前,环保与经济建设的矛盾仍很突出,一些钢铁与石化项目迟迟不能落实,从而影响了近年来台湾经济的发展。广东省在工业化迅速发展过程中,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尽管已引起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采取多项治理措施,淘汰高污染产业,加大环保投资力度,但同时出现向落后地区转移污染的现象,特别是在经济高增长的理念与旗帜下,地方政府对治理污染问题不够重视,未能真正落实环保政策。同时,要关注未来环保运动的兴趣可能对经济建设的影响,台湾的经验值得借鉴。
(2007年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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