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玉清教授今年冥诞110周岁。省政府文史研究馆、中山大学、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组织这次大会，意义深远、重大。为了参加纪念会，试解读《修史图》诗。

　　冼玉清教授，人称“冼子”或“冼姑”，尊之也。她早在1937年春夏旅京期间，曾以《碧琅玕集》呈教陈寅恪教授尊人陈三立散原老人。散原读后，推许其诗词“秀骨亭亭”，“自饶机趣”。“秀骨”与“机趣”是相互为用的。“秀骨”而后“机趣”清逸，灵变不尽，“趣味”盎然沉酣，或淡然深致，艺术上有较高的造诣。因而冼玉清与陈寅恪有通家之谊，同在岭大，其后又在中大执教，酬唱甚多，淡雅情深。寅老1951年1月有《题冼玉清教授修史图》诗（见清华本《陈寅恪诗集》第65页）第一首云：

　　流辈争推续史功，文章羞与俗雷同。

　　若将女学方禅学，此是曹溪岭外宗。

　　“女学”指女性的诗文创作（非关妇女之学）及学术研究。冼玉清教授不但诗词有很高的造诣，以清丽幽怨为主；而学术研究则侧重史学。史学又以考据、艺文、人物为主，而且多属广东的历史人物和掌故。寅老以禅学作喻，以曹溪（南华寺）六祖慧能南派禅宗作喻，其实质是以禅宗的基本观点、史学的基本观点和诗学的基本观点统而为一，究其一贯之道，共存之理。这大概是寅老本来的思想和愿望。因此为之推誉。

　　慧能在蕲州黄梅县冯墓山东从五祖弘忍习禅。五祖为传衣钵，初神秀上座作偈，慧能不以为能体禅道，另作一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坛经》本则为“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此偈更炼更切）五祖叹赏之，以为体道能彻。遂衣钵传之，是为六祖。慧能经历种种磨难。乃得在曲江县曹溪传教讲经，弘扬佛法并以《金刚经》为主。弟子集诸笔记编成《坛经》为南禅佛徒修行顿教的经典。纵观慧能《坛经》所论殊众，要之以“真如佛性”、“真如本性”、“明心显性”（《坛经》第20、31则等）为体，以“于相离相”（见《坛经》十七则等，中华书局本第32页等，前引同出）为用。因此《坛经》28则说：“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观照，不假文字。”“不假文字”是直观直觉，为后来之禅者说顿悟之“不立文字”的依据。“于相离相”者盖由以“有”解“空”，化‘空’为‘有’，辨证地提出该论点。既依缘宇宙万有，一切现象；又须离开宇宙万有，离开一切现象，而后真如始见。斯论历代诗论家皆重视之，或有意参照或自我感悟或暗与理合。如司空图、苏轼、严羽、乃至王士祯诸家。清中叶叶燮《原诗》：“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妙，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絶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清诗话》第584页《原诗内篇下》）。“离形象”无疑暗合慧能说的“于相离相”，在文学艺术方面，相或形象，还需力求生动逼真，“絶议论”强调悟性直觉，强调形象思维，不做抽象的议论语。又并不假文字。凭乎直觉感悟，当然后来历代有不少禅师还是强调立文字而不为文字所拘限。无论慧能之徒弟，如神会、怀让、行思之伦均如是。这自然是根据《坛经》四六则：“人不合语言，语言即是文字。”凡斯之论种种都与陈寅恪推誉冼子“岭外禅”有密切关系，其中尤如“于相离相”在冼子诗词中，贯彻分外鲜明，正如散原老人所评：“淡雅疏朗，秀骨亭亭，不假雕饰，自饶机趣，足以推见素抱矣。”（转引自庄福伍《冼玉清生平年表》见《冼玉清诞生百年纪念集》88页）见前引两句，淡雅不雕饰见其才艺。“素抱”见其襟抱的高洁，且于前所说的形象艺术生动具体分不开，机趣之充盈重在形象之外，所谓离相而及真趣。机趣，前人所谓韵、味、趣、致都在相、象之外，诗体、语言之外。总之都为“于相离相”所包容。非诗词艺术亦概如是。兹録七律一首和慢词一阕于后：

　　漱珠岗探梅次韵陈寅恪先生己丑（1950年仲冬）

　　骚怀惘惘对寒梅，劫罅凭谁讯落开。

　　铁干肯因春气暖，孤根就托岭云栽。

　　苔碑有字留残篆，药灶无烟剩冷灰。

　　谁信两周花甲后，有人思古独登台。

　　诗是和与寅老同游中大南门对面五凤村附近广州漱珠岗名胜诗的。寅老原吟题为：

　　纯阳观梅花，1950年1月（见诗集第61页）

　　我来只及见残梅，叹息今年特早开。

　　花事已随浮世改！苔根犹是旧时栽。

　　名山讲席无儒士，胜地仙家有劫灰。

　　游览总嫌天地窄，更揩病眼上高台。

　　二诗皆感慨时势，借咏梅之凋谢而感慨于梅外，梅的形象之外，语言之外，二者之感慨之强烈，性情之真切，动人深至。前者“骚怀惘惘”，对寒梅劫后之情之意无限伤感，令人伊黯。其中包含了多少对时势和个人的怅恨。自抗战以还经历多少历史悲剧，人世沧桑，因而有“劫罅”的第二句，本言无人告知梅花已谢，只可追梅，但用了“劫罅”就感慨无端了。诗人之笔不在歌颂解放而在于劫情频出。花开花落凭谁讯息！诗本发幽思，言感慨，不颂而抒，不犯时违。后者，则梅不应时，只令以浮世改命。“无儒士”、“有劫灰”伤感何如！唯揩病眼登朝斗台，而思阮（元）李（明彻）卢（元伟）诸儒雅博学之士。可知大致合乎“于相离相”的禅教。至如冼子抗战第三年即1939年自题《高阳台·海天踯躅图》，则更凄艳了。

　　锦水魂飞，巴山泪冷，断肠愁绕珍丛。海角逢春，鹧鸪啼碎羁踪。故园花事凭谁主？怕尘香都属东风。望中原，一发依稀，烟雨溟蒙。

　　万方多难登临苦，揽沧江危涕，洒向长空。阅尽芳菲，幽情难诉归鸿。青山忍道非吾土，也凄然一片啼红。更销凝，度劫文章，徒悔雕虫。

　　（转録自黄任潮、庄福伍二家文所引，见《冼玉清诞生百年纪念集》）

　　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11月14日岭南大学在香港复课。1939年冼教授授课之余绘《海天踯躅图》，又序曰：“……余亦随来讲学。栖皇羁旅。自冬涉春，如画青山，啼红鹃血，忍泪构此，用写癙忧！”复题是词云云。藉以抒发国家危亡之感，流人幽恨之情。凄艳在骨，寄慨遥深。踯躅花即杜鹃花的别称。传说望帝国亡身死，化而为鸟，悲愤泣血，又化而为花，血红满山。为鸟为花，皆称杜鹃。唐诗“望帝春深托杜鹃。”望帝在蜀，故因踯躅而写川蜀。词的首二句写川蜀大后方人民罹难悲苦。本来川蜀的山水清秀奇隽，唐诗亦有“锦江腻骨峨嵋秀，幻出文君与薛涛。”之咏，多出才子佳人。抗战时则“锦水魂飞，巴山泪冷”了。由此写出第三句“珍丛”非在欣赏，而是断肠愁绕。“海角”二句点出绘画时地，春来香港。然流人在港不但不可赏花，还听鹧鸪啼声“归不得也，哥哥”之声，更使人增眷国恋乡之情，而乡国又多沦陷，春天既临。故园花事谁主？想来尘香总被东风摧残罢了。东风在审美上有两个相反的意象。一者为和蔼的春风，如李贺《南园》诗“嫁与东风不用媒。”一者为残暴的春风，如陆游《钗头凤》词“东风恶，欢情薄。”陈子龙《江城子》“凭燕子，骂东风”。本词用后者。以况日寇，沉痛之极。“望中原”三句，再加强恋国情思，只见烟雨溟蒙中益发依稀了。换头过片，用杜诗句从加变化，由虚而实，万方多难，其艰苦何堪忍受，只有把如江流的艰危困苦之涕泪洒向长空罢了。阅尽芳菲所生的种种幽情，愧诉诸归鸿，以鸿犹有归宿，已则流浪无着。“青山忍道非吾土。也凄然一片啼红。”忍道即不忍道也，本是故土故乡而今实在沦陷，想见其思想扺触之极致。何况又是一片啼红，血泪邦国！结句自谴文章如雕虫无用于国难，更销凝惆怅！一片忠爱之情寄寓于踯躅图绘之外。“于相离相”，“写踯躅而离踯躅”由此而得言外无穷的意韵。散原老人所云“秀骨亭亭”、“自饶机趣”，可见所评真切，惜散原老人于抗日肇始，絶食仙去不得见了。

　　寅老之《修史图》诗既然言修史则不能只论其诗词创作。当以史学论其与南派禅宗之关系。前所引《坛经》之“真如佛性”、“真如本性”、“于相离相”之观点。前者于史则须求史之真实，不虚美不掩恶。此乃于纪实叙事言之而已。即使如此，自古史家也多受迫害，刘知几《史通·直笔》言之甚详，亦抒其感慨焉，足可殷鉴，其文曰：“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若南董之仗气直抒，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取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直笔》）。至于曲笔，饰非文过，掩盖真情，如范晔《后汉书·刘玄传》写更始（刘玄）称帝时面向群臣“羞愧流汗刮席”（《曲笔》），刘知几认为是“凭虚乌有”、“曲笔阿时，谀言媚主”，这不但是史法问题，而且又是史德问题，慧能之所谓妄，妄是和“真如佛性”“真如本性”对立的。史家必去其妄念而求真如，历史真实。作为四史之一的《后汉书》虽然有其曲笔阿时的虚妄，但整体还是历史佳构，作者范晔临刑前曾反思过自己作《后汉书》不够之处：他在《狱中与诸甥侄书》写道：“多公家之言，少于事外远致，以此为恨。”（《宋书》本传）“公家之言”即指正常通用的语言或官府所规范的语言，这只能用于记叙人物事件。至于“事外远致”则在真实生动记叙历史人物事件之外，通过所记叙历史人物事件本身体现出更深远的意义与情致。杰出的史家不能只满足于历史记叙的真实生动，还需在更高层次上求取事外远致。这对史家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孔子作《春秋》是显微阐幽，类不出此。司马迁《史记》韩信传，不止写淮阴侯英勇善战，点兵多多益善，更重要的是，功成封侯而假谋反罪被诛之冤。所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历史殷鉴。事外远致增强了史书的质量。与韩信相反，张良，汉高祖自称决策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子房。张良避位拒封。最后，只求降封留侯而卒存其性命声名。朱彝尊《水龙吟》过彭城留侯庙仍抒其报韩之志未酬，无心求取功名。遗庙荒凉，良多感慨。这是竹垞所书《水龙吟》的事外远致，事外远致为后世诗人诗论家多所阐法，甚至创立诗论派系。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的《隐秀》篇和《神思》篇都有“文外重旨”、“文外曲致”之论，至唐末司空图创为言外之意，味外之旨说，宋严羽创兴趣说，为其诗论的重点，即提出“言有尽而意无穷”，苏黄又重视言外事外，如黄庭坚直接把事外远致认为是诗中之韵，并于语言中声韵的韵区别开来，纯属美学范畴。黄山谷《题摹燕郭尚父图》。“凡书画当观韵，往时李伯时为余作李广夺胡儿马，挟儿南驰，取胡儿弓引满以拟追骑。观箭锋所直，发之，人马皆应箭也。伯时笑曰：使俗子为之，当作中箭追骑矣。余因此深悟画格，此与文章同一关纽，但难得人人神会耳。”（《豫章先生文集》卷二十七，丛刊本第304页）。可知象外始有韵，得韵而趣生。清末况周颐论词“所谓神韵，即事外远致也”。（见《蕙风词话》卷1）。黄庭坚是江西修水人，与散原老人为同乡，前者是江西派领袖，后者乃同光体盟主，当知山谷论诗之精微，且尊山谷和简斋。其评冼子语可知所受山谷影响之深且切。及至寅老受其尊人诗学尤为直接，加之学识品行宏博超逸，言女学方禅学，自能历史地观之。以赞扬的态度加以推举，于俗学者的称谀迥别。故所言岭外禅，实质是发扬南宗禅理应用于女学的实践，如前举的“真如佛性”、“真如本性”、“于相离相”等宗教哲学命题和基本原理。前所论“事外远致”应与佛教般若禅理历史有关。佛教自后汉明帝年间东来至南朝宋，达摩来华，经广州至金陵转北朝，创办中国禅宗一世，至弘忍历五世。弘忍授佛法，慧能为六祖。这段历史禅学中国化最为浑融。对南朝宋范晔不无影响，融儒家《春秋》、《周易》之微显阐幽探赜索隐于禅理，是不难提出“事外远致”的史学观点和诗学思想。在这方面，史和诗是一致的，不仅以诗证史，以史明诗等诗与史的关系。这方面陈寅老获取了非凡的业绩。但于史学倡“事外远致”，用之仍未通贯。唐慧能南宗禅理出，其《坛经》确立了“于相而离相”（《坛经》一七则郭校本三二页，上引同）的论点，从学术角度论是重要的。首先对相的强调，对现象事物形貌的强调，对史实的强调，史家是认识的，但不可执着，非离相不得“事外远致”，不得韵远趣酣，史与诗异品而同质。西方之异构同质说适应史与诗体，但史家无诗人的修养却不易达到。纵观冼子的著作既属正史，唯考证艺文、人物特多。广言之均属历史著作，因而有其真实性，犹见“事外远致”之作。今举例以明之。《天文家李明彻与漱珠岗》（《冼玉清文集》第193页），李明彻能诗文善图绘，通象数之学，清嘉道间南北求学，诣京师求天文于钦天监监正，得其传授，所学大进，奄有天文传统之学，尔后又到澳门汲取西方天文学，中西融贯，于天文象数大有创新之意。着有《寰天图说》三卷《续篇》二卷，又着有《几何编》一册，《图说》内取清人之说，外多接受西人的《天问略》 （阳玛诺）其体例如之。南国数天之学由此而兴。嘉庆道光间阮元修《广东通志》历时五载。《图说》破格编入《通志·艺文略》。芸台（阮元号）读其《图说》叹为后起之秀，令入局主绘事。其间完成《晷度附近南极星图》，《分野》、《气侯》一卷，《通志舆地略》六卷，其图皆明彻所绘。图有经纬度，每度250里，按度计里，远近明然。冼子撰写此文，说明李明彻于数天成就外，还体会出（1）研究学术须专注不傍务他事，（2）本民族学术传统固然须系统的继承，还须向西方学习，融中西为一贯，与时俱进而有所创新。但西方学术亦有局限和错误，文章指出，当时所用的“地心学说”而近现代则转为“日心学说”须与时俱进。避免重复成说，除去旧说的局限和错误。中国者如此，西方亦如此。始可见事外远致之义，于相离相之说意义之重大。冼子为诗人当知重乎韵味，重乎事外，象（相）外之致，之韵，之趣，但当代诗人词家毕竟识之较少，史家尤鲜，寅老之诗言女学方禅学非唯比方，尤期以岭外禅学为尚，亦祝愿焉尔。

　　（作者：邱世友　中山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