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番禺南沙宾馆，遇见了黄焕秋老校长。饭前聊天，提起了已故的中文系教授冼玉清。

　　老校长问我，有没有听过冼老师的课?我说没有。在我入学时，冼老师负责清点、整理原中大和原岭大合并后的文物，工作量很不少，再没有担负课堂教学。到1955年，她退休了。所以，我们只知道她是有才华的女诗人、女教授，知道人们亲切地称她为“冼姑”，却没有机会听她讲授。

　　不过，我们有时也会在路上遇见她，总觉得她的打扮有点特别。当时，女士们的时兴打扮，或是穿“布拉吉”连衣裙，或是穿灰蓝色“列宁装”，或是穿衬衣长裤短外套，而冼老师经常穿的是浅花色或纯蓝色的长旗袍。她上了年纪，身材矮小，腰身微胖。旗袍的剪裁也不讲究线条身段，穿在身上，仿如套着一个椭圆形的蛋卷。冼老师脸庞也是圆圆的，额前留海则剪成半月形，脑后小髻梳成小球状；加上弯弯的眉毛，稍微丰润的肌肤。在路上，她步履轻盈地走过，就像椭圆形的球体在滑动。我们想笑，却不敢。

　　老校长问起冼老师，倒使我想起了一次和她在马岗顶上邂逅的情景，于是给老校长讲了一件往事……

　　大概是在1955年的秋天吧，有一天，我骑着自行车经由马岗顶返回宿舍。在浓阴的小径里，蓦然遇见了冼玉清老师。我赶紧滚鞍下车，向她点头，让她先走。谁知她站在路边，把我端详了一会，和蔼地问我:“您是黄天骥吗?”我不知道她是怎样知道我的名字，连忙回答:“是的，冼老师。我是中文系三年级学生。”冼老师一听，知道原来我也认识她，看来颇高兴，便说：“来，到我家里坐坐吧！”她一指，路旁有一座别墅式的老房子，那是她的家。走几步就到了。

　　“花径不曾缘客扫。”冼老师一边念着杜甫的诗句，一面掏出钥匙开门。

　　我放好了车，跟着冼老师走进客厅。客厅其实是由宽宽的走廊，用书架间隔而成。里面没有多少陈设，但整洁清雅。她让我挨着书桌坐下。

　　“冼老师，我知道大家叫您做冼姑。”我冒冒失失地说了一句。

　　她笑了，说道:“是。你以后也叫我冼姑!”我唯唯，其实不敢。冼老师接着问我是什么地方人？几岁了？在哪所中学毕业?爱读些什么书？为什么喜欢学习古代文学?我一一回答，她也一直很有兴致地听着。

　　冷不防，冼老师指着我的裤管，问道:“为什么弄得这么脏?”我低头一看，原来骑车时不小心，裤管下沾上了车链的油渍。我有点尴尬，连忙低头用手去擦，她却回身撕下一页稿纸，捣成一团，递给我:“怎能用手擦！用这吧！”我接过纸团，一边想:老师真是慈母的心肠。我又觉察到她一直怜惜地俯视着我，似乎把我看成不懂事的毛小子。

　　擦净了裤管，我们又闲谈了几句。忽然，冼老师站了起来，说:“只顾讲话，忘记请你吃东西了!”我连忙说，快要吃晚饭了，请她别客气。她摆摆手，径往书架边走去。

　　书架上，搁着一个宽口的玻璃瓶子，远看去，像是盛着半瓶腐乳。她拿起了瓶，拧开了盖，又取过一只碟子，走到我的身边，很郑重地宣布：“我请你吃糖莲子。”原来，宽口瓶装的是这东西，我只好连声道谢。

　　冼老师把碟子放在桌上，坐下来，眯着眼，从瓶子里很小心地把莲子倒出了一颗。又笑眯眯地把碟子移到我的面前，说:“尝尝吧!”

　　这一下，我楞了，碟子里就只有一颗糖莲子，我怎能独吞?便急忙推让，请她先吃。谁知她拧上瓶盖，又把碟子挪给我：“就专门请你吃的。”幷且说，“莲子是好东西，补中益气。”我心想，这颗莲子，岂不是像颗仙丹了!正迟疑间，冼老师进一步给我做“思想工作”：“吃吧吃吧!吃不饱的，不影响吃晚饭!”真有趣，一颗莲子，岂会有撑饱肚子之理?经她一再劝说，我不好推辞，也不想拂老师的好意，便用两个指头，把糖莲子拈起。

　　冼老师高兴了，她转身把瓶子拿回书架，边走边说：“莲子属泮塘五秀，你是西关仔，知道吧?”

　　我拿起莲子端详，发现这孤零零的宝贝，有点发黄，黄中有灰，分明有点发霉了。这玩意，能吃吗?当年，我们还未懂得黄曲酶素属致癌物质，但也晓得发霉的东西不宜入口。我有点犹豫，冼老师则以为我在欣赏，她站在书架边看着，目光充满慈爱与期待之情，一心一意等待着我吞食这一颗“九转还丹”。

　　我一发狠，把糖莲子放入嘴中，吞进喉咙，觉得舌尖有点儿甜，也有点儿涩。冼老师问我:“好吃吗?”

　　我点着头“唔唔”作答，连自已也不知道是在说好吃还是不好吃。

　　我不记得当时是怎样离开冼老师的了。回到宿舍，向同学们一说，大家都笑弯了腰。有人说，早就听闻她的脾气有点儿古怪，对女生的态度比较严厉，对男生特别和蔼。这是否属实，我不知道。不过从她对我的态度，我是分明感受她那份母性的爱心的。尽管仅以一颗莲子待客的方式比较奇特。……

　　焕秋老校长听了我忆述，也笑了起来。接着，他也对我说另一桩有关冼老师的事。

　　老校长说:人们都觉得冼姑有点“孤寒”(吝啬，粤语）其实。大家并不知道，她在解放初期做过一件很令人感动的事。

　　冼玉清老师出生在澳门一个富裕的家庭里，但她不像一般的阔小姐。在岭南大学求学期间，她一直半工半读。不肯花费家里的钱。后来从事教学工作，由助教而教授，入息不菲。她决心不嫁，积攒了一大笔钱，准备购买一幢舒适的房子，安逸地享受治学研经的生活。

　　钱准备好了，房子尚未完全看准。这时候。抗美援朝战争如火如荼地进行。在爱国热情的鼓舞下，校里许多老师纷纷解囊捐款，为保家卫国尽一分气力。当时，捐款纯属自愿，各人量力而为，不存在互相攀比，大家也没有互相打听。冼老师平素端庄沉静，说话不多，“政治学习”时从不会慷慨陈词;大家又知道她是柔弱的女性，一向节俭。因此，谁也没有在意她有没有捐款。

　　老校长说：有一天，冼玉清老师忽然独自走进财务处，托梁科长替她办理认捐手续。原来，她要把准备买房子的钱，统统捐给国家。这是一笔很大的数目！梁科长怔住了，不敢立刻接手。赶紧向有关领导报告。领导感谢冼老师的爱国热情，也考虑她独身的处境，请她再三斟酌。但她的态度很坚决。她开出的条件，只是要求领导们不要宣扬，要替她保守秘密。就这样。她把积蓄献给了国家，自已一生只住在学校分配的老房子里。她的义举也一直鲜为人知。

　　焕秋老校长感慨地说:“人们都说冼姑‘孤寒’，而她对国家又是多么的慷慨！人的性格，是多面的，切忌只看表面。”

　　听了老校长的一番叙述，我再也笑不起来了。他只娓娓道来，我则心灵震撼。原来，饷我一粒糖莲子的老太太，对国家民族却有如此广阔的胸怀!我想，当她决心捐献的时候，未尝没有过思量。一个弱女子，购房养老，不也是很有必要的吗?但是，国家为重，一旦国家需要，她舍得罄其所有。在当时，其实谁也没有动员她捐款，她也不让人知道她捐款，她为了什么?她为的是她的心，这是一颗伟大而纯洁的爱国心!

　　我和老校长分手后，回到自己的房子里。夜渐深，但心情许久不能平静。我既为自己的浅薄感到羞愧，也陆续想起了一些有关冼老师的传闻。听说她曾经帮助过不少经济困难的同事，资助过冼星海留学法国。晚年身患重病，她让在境外的弟弟把属于她所得的海外巨额遗产，全数调回广州。又立下遗嘱，把财产全数捐给了国家，用作社会福利基金。

　　一个对国家民族一再捐出巨款的人，能和“吝啬”两字扯得上边吗？然而，冼老师确又只请我吃一颗莲子；听说她馈赠给友朋的珍贵礼物，往往是用重重纸片包裹着的少许花生。这又怎样解释呢？我细想，如果不用世俗的眼光去看问题，便可以理解这是她平素生活节俭的一个侧面。她不拘小节，又不讲究物质享受。她自己吃得不多，习惯于浅尝辄止，自然觉得人们也会像她那样。大家尝点滋味，聊表寸心，就足够了。因此，赠我以一粒莲子，还是一大堆莲子，在表明她对学生的爱心而言，其实是一样的。她率性为之，我少见多怪，这十足反映我自己的势利眼。

　　冼老师一生没有结婚。她是有名的才女，年轻时眉清目秀，娇小玲珑，追求者自不乏人，但她一直守身如玉。有人问她为什么不考虑终身问题，她回答得很干脆。她说自己专心追求学术，一旦有家室之累，学术必大受影响，便索性独身了。她又曾赋诗言志:“香饵自投鱼自远，笑他终日举竿忙。”多少年来，她就是不肯吞吃男士们投下的香饵，真可说是个为学术、为事业献身的女性。

　　冼老师一生写下多篇学术论文，对研究岭南文化、文献，作出重要贡献。不过，在强调一切“为阶级斗争服务”的年代，冼老师的研究显得不合时宜。在许多人看来，她是守旧的白专典型。确实，冼老师虽然学识渊博，但对许多政治术语，包括苏、欧的文艺理论用语，却茫茫然搞不清楚。她只会扎扎实实地考证、爬梳古籍，读她爱读的书，做她爱做的事。在“风雷激荡”的年代，她似乎跟不上政治，跟不上时代。她静静地生活，似乎真的像唐代王维所说:“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但是，从她先后两次捐款的举动看，你能说她不关心政治，不关心祖国和人民吗?

　　在我们康乐园里，像冼老师那样性情有点奇特甚至迂腐者，并不少见。他们当中，许多人对国家对人民都有一颗火热的心，只不过那颗心，被或平淡、或乖异的外表遮盖着，让人看不清楚。而正是这些执着地追求学术，以学术为生命的学者，用自己的心血，浇灌学术园圃，为康乐园积聚起厚重的学术氛围。

　　一位自甘淡泊一生节俭的弱女子，生前身后的两次义举，真可谓轰轰烈烈！尤为难得的是，她又认为这微不足道，只是了却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愿。这一颗纯洁的心，真可谓冰清玉洁!

　　……

　　冼老师离开我们很久了，如果不是老校长的提起，人们对她也渐渐淡忘，而我作为中文系的老学生，也不可能对她有稍为全面的瞭解。那一次番禺南沙之行，时间虽短，我则收获很大。我又一次得到老校长的教育，也更深地瞭解到“人”的涵义。

　　（作者：黄天骥　中山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