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冼玉清教授始于1942年10月，在抗战时韶关仙人庙。及至1944年7月离韶关赴粤北连县，继而至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旋返穗岭南大学康乐村。尤以冼子晚年，直至1955年11月退休后到1965年1月入住广州肿瘤医院，随之同年10月2日不幸病逝为止，凡二十三年。我以晚辈忘年之交，亦师亦友。冼子今虽逝去卅载，然其崇高品格，慈祥音容，历历如昨。现仅将点滴所知及有关方面志之。

　　冼子每提及早年先师陈子褒先生对其教育，具有毕生影响。同时，冼子也以独身而自豪、免为家庭儿女影响其专一从事教育工作，学术研究与著述，藉以勤奋自勉。

　　冼子忆述往昔太平洋战事爆发，香港陷日寇后，敌人欲组织“香港东亚文化协会”，商其牵头参加以示号召。终为冼子爱国主义大节大义之精神所拒；继而潜返澳门，再几经艰辛，辗转内地，继续从事教育工作及宣传抗日。

　　冼子一生布衣俭檏，但得知别人有困难时，必加以援手相助。其父居澳门属富户，然冼子仍以半工半读自助助人。又如1923年任教岭大附中，其时在学之冼星海家庭生活困难，冼子及时资助其继续学习及留法。冼子1943年还资助逃难至韶关，而又一时接济不上之岭大一些学生生活。与此同时，也相助逃难至韶关之麦华三先生。

　　冼子在韶关曾把其时柳亚子先生“寄冼女士曲江次原韵”之诗作予我阅读。该诗为:“玉尺量才几隽人，能言五典及三坟。乱离身世鹃余血，穷变心情豹有文。浈水多君能读学，离江奈我怅离群。桃花马上多英杰，痛饮黄龙待策勋”。

　　1944年7月，当日寇南下，韶关告急，冼子转退连县，为杨芝泉先生接待（杨当时为连县参议长及燕喜中学校长）。解放后杨芝泉为广州市文史馆员。（杨曾留日习美术，为画家书法家）。当冼子在连时，适逢黄君壁画家也辗转逃难至连县。冼子得悉黄君壁一家其时稍困，则主动往访，慷概资助黄。冼子随后离连县转黄坑仁化，行前将在连县所手画之诗草稿件交我，该诗草稿件全用竹纸毫笔书写。当抗战胜利分别返广州后，旋把冼子在连交我之上述诗草稿件归还先师。

　　书法家麦华三先生，于1952年院系调整后属编余人员，生活颇困。冼子获悉每资助麦。其时曾多次着我送款至河南海珠桥脚右侧麦之故居。随后请麦华三先生来中大文物馆短期协助整理监别古旧碑帖。

　　冼子也曾照顾朱师辙教授。朱曾填词答谢冼子。词云：“岭南游，燕北游。执教中山历五秋，育才惭未酬。忆良俦，念清修。惠我鸡膏助素馐，深情感涕流”。

　　另从史学家陈寅恪大师在1965年8月“挽冼玉清教授”诗可见：“香港烽火梦犹新，患难朋交廿五春。（太平洋战起与君同旅居香港，承以港币四十元相赠，虽谢未受，然甚感高谊也）。此后年年思往事，碧琅玕馆吊诗人”。

　　李稚甫教授在冼子住肿瘤医院时，也得冼子资助（李当时颇困，每到医院）。其时我每周皆探望住院之冼子两次。且其妹冼瑞清女士在澳门，每嘱我：“多探望卧病之三姐”。适值李教授刚走离冼子病房，我随之而到；当时冼子即向我提及李之事，并请李助其钞写冼子文稿。

　　冼子住院时，每嘱我代转叶遐庵老先生书信（即叶恭绰老）。叶老与冼子数十年来属忘年之交，冼子常向叶老请教历史文献掌故等史料。当时叶老从北京寄来广州我家，再由我代转面交住病院之冼子。再者，冼子住院期间，对我提及：前曾经陈国桢教授一事（陈当时任中山医学院教务长）。冼子云及“将自己存款从海外汇返广州中国银行华侨服务部港币10万元。该款捐赠省统战部转中山医学院作购置医院疗设备之用”。冼子卅多年前此举何等大公无私之爱国主义行动，能无感乎。与此同时，冼子也曾先后把历年所购藏心爱之文物陶瓷书画等，分别捐赠予：“广东民间工艺馆”（即广州市中山七路陈家祠）、“中山大学”及“广东省文史研究馆”。

　　虽然冼子在1955年11月中大退休初期，曾颇苦闷不解。其时香港大学及香港崇基学院等校长，均以港币千元高薪聘请冼子赴港执教，但终为冼子婉拒。另当冼子经过批准其往港澳探亲治病期间，冼子在港澳之兄妹侄等十数亲属相继屡请独身之高年亲人，返澳故居，安享其退休后之晚年。然而，冼子一一婉谢，仍返粤留穗至终老。

　　冼子不幸病逝后，省随即成立治丧委员会。其组成人员：“许崇清为主任委员，张泊泉、侯过为副主任委员。委员有：任泊生、谭天度、饶彰风、冯荣、杨奎章、胡希明、胡根天、陈序经、容庚、陈寅恪、商承祚、柯麟、陈国桢、罗理实、萧隽英”。在1965年10月7日下午三时于广州东川路宾仪馆公祭。主祭人许崇清致祭词：“翳惟先生，皓首传经。潜心述作，卓有嘉名。书城坐拥，历数十年。既勤讲学，复发幽潜。解放以还，参预政协。更勷文史，弥珍晚节。如何不幸，遭此顽疾。溘然去逝，哲人痛失。尚飨”。今从以上祭文及组成人员观之，实足以雄辩说明国家人民学者，对冼子之实事求是而公正之评价与称颂，诚当之无愧，告慰九泉。现值纪念冼子诞辰一百周年及逝世卅周年之际，自当缅怀先师，以励来者。

　　回顾冼子从事大学教育工作，前后达卅年之久。其中1925年起在岭南大学二十七年；1952年院系调整并入中山大学三年（至1955年11月，在中山大学退休止）。冼子退休后整整十年，曾先后任省政协常委及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从上述四十多年来漫长岁月中，无论处于任何环境里、不管在抗战逃难时或得病逆境中；每到一地从不间断写作，也不放过任何学习机会，并勤于文史掌故研究著述。现引韩愈“进学解”文句：“焚膏油水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则可概括冼子之治学精神。其遗著作品达六百多万字以上。过去陈寅恪教授阅读冼子作品后曾题句云：“大作不独文字优美，且为最佳之史料，他日有编建炎以来系年要録者，必有所资可无疑也”。同时，容庚教授均有赠冼子对联云：“一代闺门好女子，百篇诗卷怨留离”。最后冼子晚年在1963至65年之著述，部分先后发表于《中山大学学报》、香港《大公报》及“香港中华书局”等单位刊载。（另尚有大量冼子遗着未刊印，盼今后续一刊出）。由此可见冼子不独为南方不可多得之女学者，文史掌故专家及多才多艺之书画才女，其著述之广博，实难能可贵。冼子早已称誉祖国南北及海外。早在1929年9月当时北方“清华大学”与“燕京大学”均热诚争取聘请冼子北上授课。但念及其时南方所需更切（当时已任教岭南大学），故终为冼子所拒而婉谢。

　　相信今后南方人民学者、中山大学以及冼子原籍南海西樵简村，还有冼子的出生及受启蒙教育地澳门，皆能为做就出一位光辉女英才而自豪。 

　　（作者：邓禹　系澳门著名收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