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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上：洋务运动中的在台浙籍主印文官〔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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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下：洋务运动中的在台浙籍主印文官〔23〕 |
（三）盛行文学之风。文学上具有代表性的浙籍寓台文人首推“海东文献初祖”沈光文（1612-1688）。沈光文，浙江鄞县人，1662年漂流至台湾。在沈光文赴台前，很多从大陆移居台湾的先民多半从事垦荒、经贸活动，普遍缺少文化素养，一直到清廷收复台湾后，大量来台的文人们在文学上的创作，才可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活动，也为后来的台湾本土文化的养成奠定了基础。他们对台湾文化具有开创之功。〔17〕
学者对沈光文有高度的赞誉。比如“台湾文学史应该从沈光文起笔”〔18〕，“是台湾移民文学、乡愁文学、遗民文学、隐逸文学、乡土文学、民俗文学的首倡者，台湾的诗学、赋学、古文，也都始于沈光文”。〔19〕寓台近三十年，沈光文在寥落的台湾文坛中致力于中华文化的传播，为后人留下了大量诗文作品。1685年，沈光文创立台湾第一个诗社“东吟社”，该社是共抒理想和抱负的一群人想要延续传统文化命脉。该社也被视为台湾古典文学的重要起点兼里程碑。〔20〕
查元鼎，浙江海宁人，约道光年间渡海来台。是竹堑（又称淡水厅城、新竹县城）有名的诗人。王石鹏指出查元鼎所作的《草草草堂吟草》的内容与台地相关；读之可以藉知往事，裨益征文考献；诗作灵妙富赡的艺术表现，识者自能见之，无需多言。〔21〕
郁永河，浙江仁和人，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游台湾9个月后作了《裨海纪游》（又名《采硫日记》），内容包括了台湾的风俗习惯、地理风貌等，为大陆瞭解台湾打开了一扇窗。
表1-上：洋务运动中的在台浙籍主印文官〔23〕
表1-下：洋务运动中的在台浙籍主印文官〔23〕
三、浙江官员配合台湾巡抚刘铭传带领台湾进入近代化
洋务运动进行于同治和光绪年间，持续30年，而台湾的洋务运动稍迟于中国大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细珠教授认为，台湾的近代化始于洋务运动，同治十三年（1874），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沈葆桢、福建巡抚丁日昌开其端，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集大成，他们在台湾的一系列自强新政举措，开启了台湾的近代化进程。〔22〕晚清时期，台湾和祖国大陆一样遭受列强侵略被迫开放口岸，为加强台湾的海防，1885年朝廷将台湾改建行省，刘铭传也成为第一位台湾省巡抚。
诸多浙江官员也为洋务运动在台湾的进行贡献了力量，包括创办近代工矿企业、修建新式交通设施、加强近代海防建设、兴办新式教育事业等方面。洋务运动在台湾进行期间，知县及以上的浙江官员有：光绪元年至建省前的22人次，台湾建省后的25人次；刘铭传之后的台湾巡抚沈应奎是浙江平湖人、邵友濂是浙江余姚人。具体如表所示。
期间，刘铭传奏请朝廷修建铁路，光绪十三年（1887），台湾开始修筑第一条铁路，从基隆经过台北到新竹，全长106.7公里，于1893年竣工；刘铭传在台湾建立海军购买西方先进武器；在台北设立西学堂，聘请外教教授科学技术知识和西方语言文字；引进西方高科技设立工厂企业，开始了民族工业在台湾的起步……如李细珠教授得出的结论：台湾的洋务运动走在全国前列，成为全国最先进的省份之一，用史料批驳了台湾学者的“综观整个满清历史时期，统治者幷未负起开发台湾的责任”。〔24〕
何竟山，浙江山阴人，1875年游宦赴台。在台期间写的《台阳杂咏》提到了洋务运动:年来事事法兰西，更仿洋操立练营。电线已看传信速，火轮尚待置车成。格林炮购新时样，来复枪嗤旧日名。城社凭依狐鼠狡，无端民教起纷争。〔25〕诗中提到架电线、更新交通设施、操练新式部队、装备新式武器等。另一首：为探煤穴入林深，买到钢钻已万金。凿井真教施鬼斧，医贫争幸得神针。经营欲启千年利，窥伺能防万里心？更有磺油堪采取，山中生计待搜寻。〔26〕诗人在注释中表示，煤矿地形复杂，凿山用的器械都是从外国进口的，“计值二万余金”〔27〕，幷且开矿也是重金聘请洋人指导。
诗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台湾在大陆帮助下热火朝天地开展着洋务运动。作为近代化探索的重要一步，台湾与祖国大陆在一起前进，此时的浙台关系，已经由“相知相识”变为“共进退”了。洋务运动，也是浙台两地友好交流与往来的例证。
四、浙江港口经济和浙商对台湾的支援
根据《台湾府志》记载，清朝时台湾岛内的经贸已较为发达，台南、鹿港、艋舺是当时三个最繁华的商贸中心。而大量汉人移居台湾加速了岛内贸易的继续发展。
那么岛外尤其是两岸贸易如何进行呢？十八世纪初,闽粤民众大量移台拓垦,虽使得台湾西部地方迅速开发,但是毕竟受限于初期农业经济的规模和气候,很难生产自身所需的一般产品,除了生活用品,不少修船器材等生产用具也需要到福州采买;另一方面,台湾所盛产的米糖又为大陆所需。因此,两岸逐渐形成一方供应农产品一方供应一般用品的区域分工。
康熙四十一年（1702），清政府为防止走私以及加强管理，开辟了两岸对渡航线，从福建厦门经过澎湖到达台南的鹿耳门。依托这一航线，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经贸圈迅速扩及到浙江宁波—舟山港〔28〕、上海及其他东部沿海城市。如李细珠认为：“东部沿海数省既是台湾广阔的商品销售市场，又是岛内所需各种货物的采购基地，台海两岸经济上互通有无，自然融入一个休戚与共的经贸圈内。”〔29〕许多商人坐着海船至不同的地区载不同的货物,比如至浙江内地载绫罗、绵绸、绒线等,至宁波则载棉花、草席等。
当时鹿耳门港是唯一的合法口岸,自台湾航赴对岸贸易船艘皆须取道鹿耳门,故台南商业繁盛，雍正年间即发展幷形成大的行郊组织,即著名的“台南三郊(北郊、南郊与港郊)”。郊,指各个港口的进出口商人所组成的同业公会，由数十个乃至上百个商号组成，业务包括采办和分销等。北郊专营台湾至厦门以北各港口的贸易，其中浙江宁波—舟山港是重要的集散地。道光、咸丰年间，台湾又出现不少新的郊行，例如台北的艋舺也出现了北郊，经营台湾与福州及其以北地区包括宁波等地的贸易。〔30〕1784年，清廷加开了彰化的鹿港，1792年加开淡水的八里坌港，1826年再加开彰化的海丰港及宜兰的乌石港。
更多港口加入，更多与浙江宁波-舟山港的对接，以及在浙江籍官员的有效治理下，台湾与大陆迅速融合发展。
此外，浙江对台输出的不仅是文职、武职官员，不仅是富有才情的文人墨客，也不仅仅是宁波-舟山港的港口贸易资源，更有浙商和浙江资金在台湾的注入。以大稻埕商埠的新建为例。巡抚刘铭传利用大稻埕在淡水河边的交通便利设置商埠，动员富商们出资建立了交易市场。又邀江、浙商人共集资五万两，盖起了石坊、西门、街道，作为商贾民居，幷修建马路行马车，掘井汲水作自来水，将大稻埕变成了具有近代化的新兴商业城市，吸引了大批外商〔31〕。
1868-1894年间，台湾外贸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8%，远高于3.4%的全国贸易总值，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五、结语
浙籍官员和文人，以及与浙江有渊源的人士，带着丰富的经验、技术进入台湾，在台湾推行积极的经济开发政策，发展农业生产，减免各种税赋，加强贸易，建设海防等。研究1683-1895年间的浙台交往，剖析浙籍官员和文人的在台举措和诗作，可以看到他们为稳定台湾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发展、提高民众生活质量所作出的努力和成效。同时，他们配合洋务运动进入台湾，为台湾的近代化做出贡献。
浙台两地的交往，也深刻诠释了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亲情和依恋。驱海盗、改吏治、平物价、兴文教、办洋务，台湾的安定和发展，少不了以浙江为代表的大陆人民的帮助。浙台两地活跃的民间交往，在频繁且多层面的交流过程中促进了共同价值观的形成。
本文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文化发展与文化浙江研究中心”自设课题《浙台文化关系与台湾近代化研究（1683-1945）》（编号2023JDZS06）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陈玲、周权：《舟台交流的历史记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9年12月版，第77页。经舟山渡海击流求，可以视为舟山群岛与台湾最早的联结。
〔2〕连横：《台湾通史》上册，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12页。
〔3〕连横：《台湾通史》上册，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12-113页。
〔4〕这里使用“人次”，是因为统计中出现这样的情形：同一人在不同时间段做不同的官职。
〔5〕根据范咸《重修台湾府志》第252—311页、周玺《彰化县志》第327—329页、刘宁颜编《重修台湾省通志》第29—257页整理。
〔6〕李容福：《清代游宦台湾之浙江人士》，《台湾文献》23卷第4期（1972年12月），第57页。
〔7〕俞兆岳传，乾隆二十五年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光绪二十年薛绍元《台湾通志》。
〔8〕方邦基传，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王瑛曾《重修凤山县志》，薛绍元《台湾通志》。
〔9〕连横：《台湾诗乘》，卷三，台湾：台湾大通书局印行，1987年版。
〔10〕程起鹗传，薛绍元纂清光绪二十年《台湾通志》列传，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版。
〔11〕戚嘉林：《台湾史》，海南：海南出版社，2011年1月第一版，第125-126页。
〔12〕清道光十二年周玺纂《 彰化县志 》。
〔13〕连横：《台湾通史》下册，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620页。
〔14〕庆桂：《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雍正十三年至乾隆二年》，第九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15〕高宇：《馆藏“蓝廷珍”铭澄泥砚研究》，福建：《福建文博》，2021年3月，第45-49页。
〔16〕〔30〕范咸：《重修台湾府志》，台湾：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1年版。
〔17〕《海东文献初祖沈光文》，台北：秀威咨询科技，2006年版，第170页。
〔18〕黄得时：《台湾文学史·导论》。
〔19〕龚显宗《台湾文学研究》，台北：五南图书公司，1998年，12月版，第73页。
〔20〕《海东文献初祖沈光文》，台北：秀威咨询科技，2006年版。第175页。
〔21〕黄美娥：《清代竹堑地区流寓文人查元鼎及其诗作》，《竹堑文献杂志》2001年第1期，第6-31页。
〔22〕李细珠：《略论清朝开发台湾的经贸政策》，北京：《台湾研究》2023年第3期，第106页。
〔23〕根据刘宁颜编：《重修台湾省通志》第29—257页整理。
〔24〕陈芳明： 《台湾研究与后殖民史观》，台北：《历史月刊》，1996年第105期。
〔25〕〔26〕刘登翰等主编：《台湾文学史 上卷》，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220页。
〔27〕连横：《台湾诗乘》，卷五，台湾：台湾大通书局印行，1987年版。
〔28〕康熙二十六年（1687），舟山再度设为定海县，属宁波府，康熙三十四年，清廷在定海分设浙海关署，后又在定海城内东门文彩桥下设立定海钞关，定海正式成为东南沿海的海上贸易重要港口。见陈玲、周权：《舟台交流的历史记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9年12月版，第76页。
〔29〕李细珠：《略论清朝开发台湾的经贸政策》，北京：《台湾研究》，2023年第3期，第104页。
〔31〕史金生：《论台湾的洋务运动》，南京：《南京大学学报》，1994年4月，第102页。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4年4月号，总第316期，P112-11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