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全球FDI总量萎缩叠加美欧加息,导致在华FDI暂时性下降
2016年以来,全球FDI总量虽有波动,但总体呈现萎缩态势,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全球化增长乏力。2022-2023年,全球FDI总量连续两年下降,累计降幅达17.9%。美国作为吸引FDI的头号大国在同期累计降幅达20.2%。而中国作为吸引FDI的第二大国在同期累计降幅为9.8%,降幅不仅远低于美国,同时也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这表明虽然全球FDI总量萎缩导致国别竞争加剧,但中国在吸引FDI表现相对较好。
此外,2022年以来美欧多次加息,导致FDI的超额投资回报率大幅下降,降低了美欧企业的风险偏好和海外投资的积极性。这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吸引FDI的占比变化上也可看出端倪。2023年,发达经济体吸引FDI在全球占比提高了3.4个百分点,发展中经济体占比相应下降。
(三)中东资金对华投资增加,资金来源多元化增强外资稳定性
近期中东资金对华投资兴趣增加。如今年7月沙特阿拉伯公共投资基金(PIF)总裁亚希尔·鲁梅延表示“我们预计今年四季度或者明年一季度左右于北京成立办公室”。阿布扎比投资局(ADIA)、阿联酋第三大主权财富基金穆巴达拉分别在2021年、2023年在中国设立办公室。2023年阿布扎比投资局、卡塔尔投资局、沙特石油巨头沙特阿美、沙特新未来城(NEOM)项目旗下投资基金NIF先后投资中国境内公司。有研究预计到2030年,中东主权基金的投资资本将增加到10万亿美元,可能有超过10-20%(规模达1-2万亿美元)的投资将投向中国③。
究其背后原因在于当前极度紧缺低地缘政治风险的全球安全资产。乌克兰危机改变了全球安全资产供给格局幷重新定义了全球安全资产。美国和欧盟联合冻结俄罗斯的外汇储备后,地缘政治风险成为界定安全资产是否安全的关键因素。全球大变局背景下,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或被美西方金融制裁风险陡增,美西方提供的所谓“安全资产”不再安全。包括海合会国家、金砖国家在内的大量新兴及发展中国家对低地缘政治风险的全球安全资产需求量大。有潜力大量提供安全资产的经济体仅局限于少数宏观经济稳定的大型经济体④,具体而言主要是特别提款权(SDR)篮子货币经济体,即美国、欧元区、中国、日本和英国,以及其货币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瑞士,除中国外均为美西方国家。这意味着中国能够在提供低政治风险的安全资产中扮演重要角色。
(四)市场环境的变化驱动跨国公司调整在华经营战略
一方面,中国加入WTO以来的近二十年时间里,本土企业在国际化经营环境下快速成长,在经营管理、科技创新等领域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外资企业以往所具备的竞争优势逐步减弱甚至不复存在。与此同时,中国境内超大规模市场不仅为各类产品和服务提供了丰富多元的应用场景,还形成了快速迭代优化的机制,这推动国内企业在互联网平台、大型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快速崛起为国际领跑者。部分跨国公司只能被迫学习和适应新的市场环境,甚至出现如韩国三星、IBM等在华经营数十年仍“败走中国”的案例⑤。
另一方面,受地缘政治因素影响,部分跨国公司采取“中国+”战略,即为了规避、分散单一在中国投资的风险,把原本已在中国直接投资的一部分产能迁移至中国周边的第三方国家,通过分散化布局对冲地缘政治风险。如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业务与母公司业务剥离,在中国业务和母公司业务间设立“防火墙”。
三、未来中国吸引外资面临的新挑战
一国境内外资的趋势变化不仅反映了其在全球经济结构的位置,也是观察该国在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指标。中国经济金融已经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外资也已成为观察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晴雨表之一。在中国扎实推进高水平制度性对外开放的同时,在全球产业链重构、国际地缘政治风险影响加大、全球货币政策调整等方面面临新的挑战。
(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导致国际资本呈现“两头转移”趋势
一方面,随着中国劳动力优势减弱,中国相关行业如食品饮料烟草、服饰箱包、塑料橡胶制品、木制品、石料石膏水泥等、贱金属及其制品、仪器及设备等的比较优势下降,越南、柬埔寨、印度等东南亚、南亚国家在这些行业的比较优势则快速上升,成为新的“成本洼地”,承接了大量价值链低端环节的国际资本流入。尽管产业梯度转移、资本向低成本地区流动符合客观经济规律,但如果伴随着低端产业外资迁出,高端产业发展无法迅速而有效地吸收外迁产业释放的要素,或要素质量不能与高端产业外资相匹配,将会造成要素结构与产业结构的错位。
另一方面,美国试图将中国排除在高端产业供应链网络之外。美国政府接连发布多个法案和报告,2022年9月,美国政府颁布了《通胀削减法案》,重点支持电动汽车、关键矿物、清洁能源及发电设施在美国本土或北美地区生产和销售,导致大批新能源行业跨国公司资本回流美国;2022年8月,美国再次推出《芯片和科学法案》,包括了面向半导体制造业的520亿美元补贴,幷提出“禁止获得联邦资金的公司在中国大幅增产先进制程芯片,为期十年”。受此影响,其他发达经济体也相应推出了旨在将资本留在本国的产业法案,如欧盟的《芯片法案》《净零工业法案》,韩国的《半导体特别法》等。2022年4月,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发布报告《支持制造供应链可追溯性的区块链及相关技术:需求和行业观点》,要求供应链不采用所谓“违反人权和劳工标准”、“强迫劳动”、“假冒产品”供应商的产品,试图推动建立“去中国化”供应链体系,这些歧视性产业政策不但会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而且严重影响了中国跨境资本的稳定和前景。
(二)非经济因素影响加大资金避险需求
近年来,国际地缘政治风险加剧,加大了国际资本的避险需求。跨国企业重新权衡安全和成本因素在全球生产制造布局中的相对作用,选择将部分核心业务回流至本土,或者选择与本国关系更密切、意识形态一致、地理位置更近的国家或地区。例如,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2017-2021年,美国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份额从7.7%上升到8.8%,对G7国家的OFDI份额从25.3回升至28.8%。
此外,由于中美竞争的加剧,美国、欧洲等国家加强针对中国市场的排他性安排。一些国家甚至退出了与中国达成的合作机制。如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退出中国-中东欧“17+1”合作机制。
(三)美联储加息的传导效应抑制了在华外资的稳定增长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和他国货币政策越来越敏感。特别是对美元这一全球贸易与资本跨境流动的主要结算货币以及外汇储备的主要币种。从2022年第一季度美国启动加息后,大批资金回流美国。为对冲美元加息的影响,主要发达经济体相继启动了加息进程,多国央行收紧货币政策,这进一步增大了在华外资的流出。今年下半年随着全球通胀压力的缓解,多国央行加大了降息预期。特别是普遍预期美国央行将于9月下旬开始首轮降息,将是稳定外资的一大利好消息。
四、未来趋势展望
中美脱钩对涉华外资影响渐趋稳定,未来可能逐步触底反弹。从2018年中美贸易战开始,美国不断出台各种政策打压中国企业,同时推动中国周边国家承接从中国转移出去的产业链供应链相关环节。六年多过去,对中国经济的打压效果幷不明显,相反,美国自身的通货膨胀问题无法得到有效缓解。很多跨国公司意识到,是世界经济发展离不开中国这个重要的经济体。在中国不断传递高水平开放的政策信号下,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发展前景持续看好,外资来华兴业展业有望持续增多。据2024年外商直接投资信心指数(FDICI)报告,未来三年,中国作为投资地的吸引力排名显着提高,从2023年第7位跃升为第3位,领跑新兴市场。虽然部分发达经济体出台对华投资限制措施,幷干扰“友岸国家”(即被美国认可的合作伙伴国家)跨国投资决策,仍有大量国家看好幷增加对中国投资力度,例如,2024年前4月,西班牙、德国、荷兰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263%、34.7%、9.5%。
从全球来看,随着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逐步调整,全球流动性收紧局面将有所缓解,中国跨境资金外流压力也将有所下降。2022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国债收益率开始低于美国,呈现“倒挂”,幷且利差空间逐步扩大。今年以来,中美利差倒挂已逐步企稳,10年期国债收益率倒挂有所收窄,但仍会造成资金外流压力。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美联储利率观察工具显示,美联储在年底之前降息1%以上的概率约为70%。若年底美联储能够“如期”降息,有利于提高境内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推动外资增持境内人民币资产。同时,中国面临的货币政策外部约束也将有所缓解,货币政策操作空间进一步扩大,有利于持续发力稳定宏观经济基本盘。但也要注意,发达经济体降息节奏的不一致可能引发全球外汇市场扰动,短期内冲击跨境资金流动秩序,可能对中国资本市场外资流动造成扰动。
中国经济运行中存量问题的有序化解将逐步提振市场信心,提高对外资吸引力。当前困扰中国经济运行的地方政府债务和房地产问题的处理在中央统筹下稳步推进。地方政府债务方面,自2023年中央提出“制定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后,一系列政策陆续实施,财政手段、金融手段、债务管控举措相互配合,同时长、短期政策相结合,中央及地方政府共同发力。本轮化债已取得积极成效,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无序扩张态势得到控制,存量债务化解稳步推进。房地产市场风险方面,通过降低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取消个人房贷利率下限、下调公积金贷款利率,幷设立保障性住房再贷款等组合政策,存量商品房去库存稳步推进,房地产市场逐步转向新发展模式。上述问题源自长期以来经济运行结构性矛盾的积累,其化解也很难一蹴而就,但随着存量问题解决思路的明晰,市场预期将逐步扭转。
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有利于进一步拓展吸引外资的潜在空间。当前中国的GDP增速仍然高于大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FDI资金来讲仍然是首选地之一。中国市场对全球投资的吸引力不仅在于巨大的市场规模,还在于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潜在高回报。近年来,中国高端制造和高新技术贸易比重显着加大,对于推动全球贸易数字转型和绿色增长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引擎作用。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推动深化国际贸易体系和相关治理体系改革中,能够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市场经济体利益,同时在维护全球多边贸易秩序中发挥更多建设性作用、产生更广泛影响力。当前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加速培育,中国市场对全球的吸引力将进一步提升。
注释:
①本次调查于2024年6-7月开展,调查对象为140家在华美资企业,其中四分之三的企业在华运营超过20年,幷有40%的受访企业在华营收超10亿美元。
②债券通数据目前更新至7月末,陆股通数据更新至8月中。
③资料来源:https://www.cls.cn/detail/1376726。
④安全资产是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双低的资产,信用风险低要求安全资产供给国宏观经济金融稳定,流动性风险低要求安全资产供给国具有最够深度(即规模庞大)的债券市场。
⑤2019年1月,韩国三星关闭在中国境内最后一家手机制造工厂,在华布局转为高端制造。2024年9月,IBM宣布将研发部门撤出中国。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4年10月号,总第322期,P52-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