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旧有格局体系出现支离破碎倾向，各国亦左右为难。二战后国际关系体系建立在美苏两极基础之上。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结构解体，美国“一超独尊”地位确立，由此形成新的国际格局。进入新时代，随着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的强有力发展，这个结构必然也必须且正在调整之中。旧有的格局受到强大冲击，美国的战略影响力相对下降，俄罗斯的战略影响力相对恢复，中国的大国地位则快速上升，中美关系成为新旧格局架构转换的决定性因素。
自冷战后期开始，中美关系经历破冰、升温、建交、“蜜月”、波折、接触时期，在各种复杂因素的交织影响下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基本框架，幷牵动地区和国际体系的稳定。这个框架包括涵盖全球、亚洲以及中美双方的政治体系、经济体系、科技体系、社会体系以及联盟体系、军事安全体系，其中中美之间既有合作也有竞争，既有接触也有防范，既有遏制也有突破，形成了动态平衡。但进入新时代，美国不恰当地把这个框架体系看成被中国“利用”的机会，下决心重整重塑。意识形态牵引、联盟战略围堵、军事安全对抗、“脱钩”政策打压、社会影响“改造”，现实世界和虚拟空间手段幷举，大力度集中给中国制造连续性、幷发性的麻烦、难局、困局、恶局，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试图塑造消纳中国和新兴国家“崛起”的能量，推动国际体系实现有利自己的“再平衡”。拜登政府新推出的澳库斯（AUKUS）、“民主峰会”机制、“印太经济框架”等，便是这种重整重塑的一部分。
但是，绝大多数国家，包括美国的西方盟友伙伴，未必对美国有足够的战略信任、真诚的拥护追随。同时，他们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认知更加现实，对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一带一路”等相关主张普遍有所期待，对美国的横生枝节、倒行逆施亦有相当怨气。拜登政府的价值观联盟战略，逼着别国“选边站”。别国在中美关系充满不确定性的混沌状态下，难以明确、迅速、坚定地“选边站”。2021年11月17日，临卸任的德国看守政府总理默克尔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语重心长地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这些话实质上也是美国最寄予希望的西方诸多盟友的心里话：普遍性的“脱钩”幷非正确选择，这将令德国和欧盟遭受损失。德国和欧盟应该延续对华合作，幷相互学习。默克尔的讲话小心翼翼，着墨点是经济，但内涵绝不限于经济。经济合作没有政治外交合作为条件，不可持续，所以默克尔话中有话。
另方面看，其他国家多数不急于“选边站”，甚至时不时还向中国靠拢，包括11月22日东盟与中国正式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也加剧了美国的战略焦虑和政策方向不确定性。俄罗斯的经济总量仅相当于中国相对发达的一省，也能使美国的反俄联盟漏洞百出，包括其全力打压的“北溪2号”管道项目问题，美国又如何能组织起天衣无缝的遏华联盟？这是美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当然，也有极少数国家如澳大利亚现任政客，迫不及待“选边站”。他们可能忘记了美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实用主义本性：今日盟友伙伴可能一夜之间成为明日对手敌人，今日对手敌人亦可能一夜之间成为明日盟友伙伴。
三是大国博弈方式方法不定，影响充满变数。大国之为大国，综合实力和对国际体系的影响力使然。大国博弈是国运之争，政治、经济、科技、金融、社会、文化、外交、战略、军事、网络空间等领域全频谱覆盖，方式方法、手段资源、谋略运用的可选择性极强。这是定数。但是，不同博弈态势下，大国博弈手段运用的目的意图、优先排序、强度烈度、进入退出、结合样式、综合配套等等，都不是定数，从和平相处到战争冲突，可能性都不能排除。这种不确定性也影响到国际体系的稳定、变化和其他各国的选择。
美国战略竞争概念的内涵究竟是什么？与战略冲突的区别边界划在哪里？拜登政府的“共处”主张与中国的“和平共处”有区别吗、区别在哪里？美国没有说清楚。没有说清的模糊地带都是中美关系的不确定地带，也是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可能受到不同影响的地带。祇要美国不改弦更张，中国不得不防；中国不得不防，美国就会变本加厉，恶性循环可能形成。所以，无论美国提出“共处”主张还是“不冲突”承诺，本身固然是好的现象，但是，仅仅作为口号提出来远远不够。祇有先把政策与战略边界想清楚、说清楚幷可操作性地划出自我约束的红线，才能促成“共处”，才能在美中之间建立起防止冲突的有效“护栏”。否则，这种“护栏”至多可理解为美国为将来打舆论战时向中国“甩锅卸责”制造“冲突责任藉口”的手法而已。况且，美国单方面强行划分与中国的“合作”领域，不能防止其在单方面强行划分的“竞争”和“对抗”领域里把美中关系推向极端。极端意味着对决，对决意味着战争与冲突。美国的挑战不止，美中关系、国际风云就不会停止莫测的变幻。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前文与布鲁金斯学会主席艾伦的对谈中说，拜登花了10个月的时间“塑造战略环境”，以便能“以有效的位置（inaneffectiveposition）”，进入这个会谈。这包括在美国国内加强投资，为美国力量水库重新注水；在国外与贸易伙伴协调，展现外交肌肉，强调美国的领导地位。这些努力将为美国和贸易伙伴置于“最有效竞争的位置”，为与中国“有效的、健康的”竞争设定条件。沙利文的这个解释，不由得使人想起孙子的“先胜”思想——先胜而后求战，以待敌之可胜；以及利德尔·哈特的间接路线战略。孙子正是看到春秋战国时代无休止的征伐战争所带来的灾难，才提出其光照至今的伟大思想。拜登期望通过发展自身、建立联盟、制造困境、围堵遏制，最终实现对华“全胜”。如果美国也能吸纳孙子的慎战、不战思想，与中国进行和平竞争、君子之争，也不失为一种文明进步，也有助于与中国“共处”、避免冲突。但是，如果美国仅把孙子兵法作为斗争艺术而非治国理政哲学来读，把不被中国超越或不接受中华民族复兴，作为唯一可以接受的现实，幷为此而不讲信用、不择手段、不计后果的话，美国就没有读懂孙子。遗憾的是，美国包括拜登政府，迄今在大国博弈方式方法上，还是在霸权霸道传统的老路上徘徊。如对于热点敏感问题，美国的这个倾向就极为鲜明。
美国人或许太自信了，他对自己的软肋和头疼的热点敏感问题估计不足。其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矛盾冲突、与西方盟友伙伴裂痕，自身劣迹斑斑的黑暗历史、难以止损的衰落态势、层出不穷的国内问题、撕裂的社会族群等等，包括自特朗普政府起一系列防治不力所导致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扩散责任等，难道其他国家会视而不见、不在对方变本加厉的时候加以利用吗？同时，美国人也不应以为策动涉华热点敏感问题就一定有利于自己。其他国家和地区既可能觉得美国对华发难是机遇，也担心被美国“弃子”，他们都知道自己不过是棋子，也都不知道在这一轮大国战略竞争中，美国会挺进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将断然“弃子”。而当美国无法收拾局面、“弃子”跑路的时候，更将重创其国际地位。
四是混沌持续时间不定，何时实现“再平衡”成为全球性战略追问。混沌阶段的持续时间，主要取决于中美关系再平衡的时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还是一年半载、三年五年？目前没有答案。以往，即便在中美关系“蜜月期”的上世纪80年代，美国政权更迭后，美中关系也会有一个动荡调整期，但这个动荡调整期一般也就持续一年半载，不会太长。当时中美关系的一时动荡，主要来自美国内部的反共势力和部分社会群体的反共意识，总统候选人往往要在美中关系上作出一定负面表态，才有助胜选。但新政府上台后，共同的战略利益、普遍的经济发展规律、对“接触改造”策略的浓厚期望，总会战胜顽固而单纯的反共意识形态，使得中美关系复归平衡。也正因为如此，中美关系的变化便有“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的说法，幷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奥巴马政府时期。在此期间，中美两国、其他相关国家专家学者，对中美关系基本面一直抱有基本信心和大体准确判断。
但是，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情况丕变。战略竞争这个因素被美方强行加入进来，遏制被中国赶超成为美跨越两党、公众普遍认可的“政治正确”。更多美国人不但出于反共，更出于“反赶超”危机感，对准中美关系的脆弱环节，发出强劲负能量，使得新时代美中关系一时变化莫测、充满迷雾。在对华政策框架上，特朗普政府花了4年没有找到稳定方向，拜登政府10个月不见得业已真正确立起可长可久的体系。前述沙利文称拜登10个月时间的说法，至多可视为试探性方案出台，还不能认为其已结束战略准备、胸有成竹。此次中美首脑视频峰会后，拜登政府在诸多涉华问题上依然我行我素，看不出明显变化。现实情况是，美国内对华政策争议依然强烈，国际上也有“打美国牌”推波助澜的涌流。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拜登政府以及以后的任何美国政府，其提出任何方案必定不能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祇要美国不放弃不切实际的战略目标与意图，其对华政策就不能保证不游移不定。故可以预计，美国的对华战略仿徨期还会延续相当长一段时期，其间双方关系依然会波谲云诡，以致管控危机与冲突而非合作共赢，势必成为中美之间相当长一段时期的共识。随之，当前国际关系的混沌阶段究竟会以“修昔底德陷阱”，亦或“金斯伯格陷阱”走向清晰阶段，或者是有惊无险、有斗无战的“墨子守城”“非攻模式”的进入和平发展新境界，仍是变数。
四、中美应建构可长可久的和平共处之道和良性竞争架构
混沌系统有一个重要规律就是“蝴蝶效应”。一个看似貌不起眼的小事件，可能引起系统的整体剧变。西方有民谣“钉子缺，蹄铁卸；蹄铁卸，战马嘶；战马嘶，骑士绝；骑士绝，战事折；战事折，国家灭”。换言之，在混沌阶段，中美关系有一定脆弱性。如果不管控好双方关系，突发事件可能引起中美关系颠覆性变化，进而对地区和世界局势形成不可预测的冲击。
中国方面自不待言，原本就不希望中美关系生变生乱，一直主张中美“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美国方面也陆续提出美中“不冲突”、建立避免美中关系失控的“护栏”、容纳美中合作的“小院高墙”等主张。拜登此次视频峰会上表态称，“美中作为两个大国，对美中两国和世界人民都负有责任。”“作为中国和美国领导人，我们的责任是确保我们两国之间的竞争不会演变为冲突，无论有意还是无意的”。如果美国能把表态落到实处，与中国一道，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态度小心翼翼地管控好双方关系，突发事件不但不会破坏彼此关系，反而可能成为增进双方关系良性“再平衡”的转捩点，这个世界也就会比较太平。拜登政府官员在评论视频峰会成果时表示：“此次会晤实际上是两位领导人商讨如何以负责任的态度管控美中竞争。”这是积极的信号。
如何尽快结束中美关系和国际体系的混沌阶段，迈向清晰稳定、和平共处的新阶段，是当前的重大课题。中美之间要增进彼此瞭解、适应，东西方世界之间也要增进彼此瞭解、适应，进而找到可长可久的和平共处之道、良性竞争架构。
首先要汲取历史的教训，把握人类文明进步的正确方向。人类社会几千年，承平日少，战争与冲突日多。追溯历史，战争与冲突根本上源于对资源与地位的争夺，或者是与外部群体、部落、国家之间的资源与地位争夺，或者是自身内部不同阶级、阶层、社会之间的资源与地位争夺。解决这类问题，一靠发展生产力，丰富物质文明成果。二靠提供和平稳定环境，无论国家之间，还是国家内部，都讲求公平正义，让后来者有上升甚至超越的空间。中国主张人类命运与共、共享共赢，反对以遏制别人发展来维护自身利益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就是汲取历史教训、推动人类进步，建构可长可久、平等共处的新世界。“人类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利益高度融合，彼此相互依存。每个国家都有发展权利，同时应该在更加广阔的层面考虑自身利益，不能以损害其他国家利益为代价。”④美国和西方世界也应该认识到这一点，从思想根源上与近代以来支撑其一度势如破竹、称王称霸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告别。同时重新审视自身“民主自由”价值观念和政治主张，认识到其局限性，特别是以此为普世价值亦会起到激励新兴国家追求霸权和强权的作用，因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恰恰就是生长在所谓“民主自由”之花上的丑恶之果。这一恶果曾使人类文明进入近代工业革命阶段以后，不但获得了空前生产力，也获得了空前毁灭性物质武器和思想武器。全人类特别是西方世界，应该在智慧的历史长河之畔低头深思！
其次要加强文化的交流，从灵魂深处增进彼此瞭解。文化是对外政策的灵魂，每一个国家、民族的对外政策都投射出深深的文化烙印。在亚历山大的远征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哲学导师亚里士多德；在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孔子、墨子。中美两国不能仅局限于在“明确战略意图”、“加深透明化”“战略稳定谈判”等技术层面问题上徘徊纠缠，更要深入到文化传统和思维习惯层面，深入增进彼此相互瞭解和认知，进而形成共识。可以建立中美两国以及更广泛的国际性和地区性文明高端对话机制，让政治家参与；同时在经济、科技、外交、社会甚至军事安全等“形而下”层面建立相应文明对话机制，执行层参与，促成人类文明新一轮大交流、大融合。要像哲学家研究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那样，研究人类社会“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研究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准是什么、共同的追求是什么、共同价值应该是什么。起码不应局限西方标准“民主自由”。“民主自由”这个名词不是不好，但当“民主自由”成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伪装衣的时候，它就远离了其初心。当看到自诩最“民主自由”的国家，恰恰是最会举国强军、最好肆意用兵、最为霸道好战的时候，怎能不使人怀疑美西方“民主自由”旗帜的文化底色到底是什么？总归不能在需要标榜自己国民生活的时候，举起“民主自由”的旗帜；当需要发动战争和战略竞争的时候，举得最高还是“民主自由”的旗帜。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文化的反思应该走在政策的反思前面。
第三要树立国际的民主，使得世界各国都有“一国一票”的权利。国际关系民主化是新中国一贯倡导的主张。2021年10月25日，习近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上指出，“不同社会制定、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习近平强调，“国际规则祇能由联合国193个会员国共同决定，不能由个别国家和国家集团来决定。国际规则应该由联合国193个会员国共同遵守，没有也不应该有例外。”⑤
“民主、自由、人权”不应仅是一国之内公民权利的问题，也应是各个国家在国际上的权利问题，这种权利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对外政策、军事安全等层面，都应该有“民主自由国权”的内涵。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一个和平稳定的世界，不应再是少数大国说了算的世界。无论二战后、冷战后，还是新世纪、新时代，恰恰是因为个别好战、好斗大国的权利的过度张扬，才使得世界变得如此不稳定，如此混沌莫测。应当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世界各国不分大小、制度差异，都应该在国际上享有平等的“民主自由”或“国权”。这将是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冷战思维沉渣泛起，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反全球化逆流横行现象的一种有力回应。祇有爱好和平发展的国家团结起来，才能推动世界由混沌阶段向健康的再平衡阶段顺利演进。如果任逆流横行，不但国际社会深受其害，那些逆潮流而动的国家最终也会深受其害。拜登在视频峰会上表示，赞同中国领导人所讲的“历史是公正的”说法，中美关系祇能搞好，不能搞砸。但“历史是公正的”不是一句空话，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支撑。美国的实用主义文化、翻脸不认人劣迹、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做派，使得中国人民、世界人民对拜登是否能做到言行一致，持高度审慎态度。
第四要停止经济的“冷战”，发挥经济合作交流的定海神针作用。经济固然是战争与冲突的动因，但经济一体化亦可成为制约战争的动因，经济合则国家和，经济斗则国家争。美国执意推行经济科技“脱钩”、重构政策，在冷战结束30余年后重拾经济冷战思维，不但有碍人类经济发展，也有碍人类文明进步，更不利世界和平稳定。
或许有人对经济的战争冲突制约表示质疑，在关于中美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争论中，悲观派的一个重要观点是经济联系不能防止战争，因为一战、二战前欧洲各国经济也是合作交流的。但是，经济毕竟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基础。正是因为经济合作未能阻止两次世界大战，人类现在更应该探讨的是当时为什么未能阻止，幷从中接受教训；正是因为两次世界大战都未能因为经济合作而削减其动力，人类更应该深入探究经济与和平关系机理。比如，一战、二战前，各国之间的经济产业合作分工主要建立在可替代产品的基础上，A国的产品好、价廉物美，B国就买你的，但B国或者B国的朋友圈不是不能生产。现在的全球经济分工合作是产业链、金融链、科技链层次的分工合作，同一个产品需要各国分工完成，一国难以独奏。所以，这种分工合作难以轻易替代，替代必须以经济迟滞甚至一度程度崩溃为代价。美国推动对华经济科技“脱钩”困难重重，包括其国内的跨国公司也反对。更有马斯克这样的逆行者，在特朗普的“脱钩”运动中到上海建立大型电动汽车工厂。新时代的国际经济科技分工合作，有力制约着国际一体化的逆流。
最后，要把“负责任的大国”这个要求落到实处，做到言行一致。什么样的大国才符合“负责任的大国”的标准？应该做到：有远见地站在地区和世界和平共处、和平发展的高度，思考处理自己的国家目标、政策和战略；主动推动建立公平正义的国际环境，包括国际政治的环境、经济的环境、科技的环境、外交的环境、安全的环境；彻底摒弃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思维，做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的促进者。
要打破一种固有认知，就是如果没有大国霸权、没有“警察国家”，这个世界就会生乱生战。人类有霸权、有警察历史已久，近代以来西方世界拥霸权、做警察数百年了，但还是未能解决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所以马克思讲人类社会“战争比和平发达的早”。岂不哀哉！随着人类文明进步，国际体系的制约力量也在增强，真正“不文明国家”、“流氓国家”能够兴风作浪的空间越来越有限。反倒是西方大国迄今的霸权和强盗行经，令其他国家深恶痛绝又无可奈何。中美都应该成为名副其实的负责任大国。两国应该理解、相互包容、相互借鉴、相互合作，这才是人类和平之福，才能走出混沌阶段。尤其是美国，应抛弃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唯我独尊、国际权力唯我独享、世界警察唯我独当、其他国家唯我是从等想法，站到人类文明的道义高地，成为和平发展的建设者。
在道义上，中国比美国站在更高的位置。美国战略上的对华“三板斧”，是以维护美国的“独”霸地位为出发点，比中国的和平共处位阶底；美国联合所谓相同价值观的国家搞小圈子，在包容性上比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位阶底；美国为维护自己、发展自己而压迫别国，中国发展自己让世界分享，战略胸怀也非美国所能比肩。
注释：
①习近平《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社通稿，2021年10月9日。
②《“对话联合国”松浦晃一郎：中国自古以来崇尚的和平思想，在当代更值得弘扬》“国际在线”网2021年11月11日。
③《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社通稿，2021年7月1日。
④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2020年12月第24期《求是》杂志。
⑤《习近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上的讲话》，新华社通稿。2021年10月25日。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2年1月号，总第289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