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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缅甸军事政变导致地缘政治动荡 |
中评社╱题：“缅甸政变的背后：一场新的地缘冲突？” 作者：蔡裕明（台湾），实践大学高雄校区会计暨税务学系副教授
【摘要】缅甸位于中国和印度之间，紧邻印度洋并蕴藏有稀土等重要矿产。随着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升级，华府不乐见看到这个具有重要地缘政治意义的东南亚国家倒向北京。缅甸的军事政变与随后抗议活动亦突显国际战略当中传统又现实的问题，即当民主与人权的价值观与地缘政治利益发生冲突时，应以何者为优先选项？应该要知道，有些时候以民主或人权为基础的外交多以正义作为外衣，国际政治经常发生虚伪或双重标准的情境。
一、前言
缅甸于今年2月1日发生军事政变，军政府逮捕实质领导人翁山苏姬(Aung San Suu Kyi)，原本表示将根据缅甸宪法第417条规定在一年内举行选举并移交政权，后来军政府发言人绍敏通(Zaw Min Tun)表示将于两年内举行选举。在紧急状态期间，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Min Aung Hlaing)执掌国家权力，而副总统吴敏瑞(U Myint Swe)则暂时担任总统。
实际上而言，缅甸从1948年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以来，军队已发动三场政变，军方认为自身是国家的捍卫者，更藉由政变确保拥有政治与经济权力。在缅甸政变过后，该国发生持续不断的全国抗议军事政权的抗议活动，抗议者遭到警察镇压，包括逮捕、射击和使用水枪，造成数百人受伤甚至超过500多人死亡。此外，缅甸军政府也攻击克伦民族联盟(Karen National Union)，一场内战极可能发生。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HRC)于2月12日举行第29届人权问题特别会议，讨论缅甸政变的影响。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旋即通过一项由英国和欧盟代表提出之决议，对民主选举的政府被推翻表示遗憾，并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被任意拘留的人，以及解除紧急状态。美国宣布全面中止与缅甸的贸易与投资往来，欧盟也加大对于与军方有关实体的制裁。
中国为缅甸最为重要的邻国，即使西方国家因人权问题孤立缅甸并制裁缅甸的军事领导人，北京仍与缅甸保持密切关系。从2010年缅甸逐步采取开放政策并实施民主选举后，带动许多外国企业进入缅甸，缅甸也逐渐开放长期封闭与不发达的市场，也开始建立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而当中国启动一带一路倡议后，北京希冀通过曼德勒(Mandalay)连接内陆的云南省和印度洋沿岸的若开邦(Rakhine State)，即将缅甸视为带路倡议沿线当中最为重要的国家，藉由强化中缅关系与北京在缅甸投资基础工程建设来打开云南通往印度洋的交通通道，并进口缅甸丰富的矿藏与森林资源。
然而，缅甸的军事政变以及随后军方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更影响中国在缅甸的战略布局，与此同时，锡、铜和稀土等价格已经攀升，并且影响金属和矿产供应的安全性。换句话而言，缅甸的军事政变以及所带来从社会到经济的紊乱，势将影响北京在南方的一带一路倡议，并且回到过去中国在南方的不安定状态。
二、中国在缅甸的地缘与商业利益
缅甸几乎是当代冲突源由的教科书。在1948年缅甸独立前，缅甸曾经为英国统治，后日本曾经短暂统治缅甸。在缅甸国内地理特色上，缅甸境内多山与丛林，形成缅甸境内多种族、多宗教与社会经济的割裂，这也使得即使军方所掌握的中央政府，也很难将中央统治扩展到整个国家。实际上，位处缅甸边疆的高原地区，即使没有完全由中央管理，也是由各族最大的武装集团所统治，部分的族群与中央政府断断续续交战达一个世纪。
缅甸紧邻中国与印度两大强国，让缅甸成为中印两国的缓冲区进而形成易发生冲突的地区。更为关键的是，缅甸拥有丰富的资源，但缺乏有效的治理能力与体制来防止“资源诅咒”，各族的武装集团也介入资源的开采，缅甸所拥有的资源反倒助长冲突、腐败与外国干预的状况。
在1960年代到1970年代中期，中国支持并武装反政府的缅甸共产党，让缅甸军方产生对这种干涉的不满情绪。但是从缅甸于1988年8月的争取民主的民众运动遭镇压后，缅甸军政府则转向依赖来自北京的军事与经济支持，此后两国的关系有重大改善，缅甸也摆脱先前的仇外政策并开始与中国建立合作关系。与西方关系密切的翁山苏姬掌权以及全国民主联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 NLD)上台后，北京开始摸索如何与缅甸的全国民主联盟建立合作关系，之后则遇到2015年的罗兴亚人道事件，西方国家质疑翁山苏姬在维护人权的立场，并减少对于缅甸的商业与贸易投资，此时中国的带路倡议以及商业与贸易正弥补缅甸所欠缺的国际资金，两国开始启动多范围的基础建设合作。
在整个2020年，中缅关系实更有多项进展，特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20年1月曾经访问缅甸并纪念两国建交70周年，签署涵盖在基础建设的开发、铁路、工业与电力项目、贸易与投资以及人力资源等33项谅解备忘录(MoU)和协议，这些也是2000年以来缅甸与周边邻国签署的最大一笔协议。
其中，双方签署皎漂经济特区(Kyaukphyu Special Economic Zone, SEZ)深海港专案的特许权协定和股东协定，这将促进中国在印度洋的实际存在。皎漂经济特区之开发原是北京扩大其在南亚势力为更广泛计画的一部分，北京通过带路倡议计画对印度洋港口进行大量投资。
这些协议也对建立中缅经济走廊(China-Myanmar Economic Corridor (CMEC)具有重要意义。从2016年罗兴亚危机后，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缅甸的资金骤减，因此中缅间的贸易协定可使两国受益，中国也能够在“带路倡议”上取得进展，强化其在缅甸基础建设市场的地位，并扩大在该国与区域影响力。缅甸亦可获得更多来自中国的投资，将促进其经济增长。因此，在今年的政变发生之前，中缅两国对于和平发展已有高度共识。1月12日中国外长王毅访问缅甸时，另就中缅关系未来发展达成多项协议，并对缅甸提供新冠肺炎的疫苗。也就是说，中缅双方均认为需要确保当前的项目和正在筹备中的项目是互惠互利，并且不会加剧武装冲突或社会紧张局势，而且缅甸需要拥有稳定的社会与经济环境。
于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而言，中国在缅甸军事政变当中面临重大挑战，因为北京在过去5年来，与翁山苏姬所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NLD)之合作，以及中缅间的合作项目可能受到影响。
另一方面，尽管中国强化中缅经济走廊、中缅边境经济合作区与若开邦(Rakhine State)经济特区(special economic zone, SEZ)等计画，然而，北京方面也认为在全国民主联盟的主政下，中缅经济走廊项目尚未全部启动，对于这些项目多采取审慎的态度，且要求审查是否符合商业的可行性与国家发展计画。
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虽然表示，缅甸在紧急状态期间的外交、治理与经济政策将保持不变，并且继续与国际社会以及联合国和东盟保持友好关系，并尊重现有的双边与多边协定。军政府另表示将优先支持占该国70%的农业与农民并恢复农产品之出口，减轻新冠肺炎对于该国社会经济的影响；此外，军政府将持续进行全国性的新冠肺炎疫苗的接种活动。然而，缅甸内部的公民抗命运动，特别是医护人员的“不合作运动”将影响该国疫苗的接种。同时，西方国家在对缅甸实施经济制裁后，将减少对西方国家之出口，且将损及缅甸的对外关系，制裁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随后的经济增长放缓，很可能会给缅甸的国际贸易与内部社会经济形成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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