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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田飞龙 |
中评社北京11月23日电（记者 张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16日上午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田飞龙对中评社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标志着拜登对华外交政策基本定型，其核心特征是基本继承特朗普主义的对华政策，在经贸关系和民主同盟关系上有重要挑战，以“战略竞争”取代特朗普的“新冷战”。
田飞龙认为，元首会晤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美关系的缓和，主要原因在于：其一，3年贸易战，美国遭遇失败和挫折，客观上需要检讨和调整政策；其二，疫情导致美国通胀和经济压力增大，迫切需要中国市场承接其订单和进口需求，从而抑制通胀，改善民生；其三，中美“战略相持”基本形成，双方需要探索新的、更为有效的“战略护栏”以防止极端危险的发生；其四，在气候变化、地区安全（如阿富汗）等议题上，美方对中国有一定的合作需求。
田飞龙对中评社表示，元首会晤在涉台问题上有一定的战略再确认功能，即拜登承诺“不支持台独”，习近平提出“台独”极端挑衅即采取“断然措施”，底线和意志更为明晰。“元首会晤不能改变中美长期对抗甚至进入‘新冷战’的总趋势，有关会晤要点主要是进行必要的信息交换、议题合作意向沟通以及在经贸关系上寻求新的平衡，是一种阶段性的风险管控行为，不可能寻求到新型中美关系的确定性框架和规范。”
田飞龙认为，宏观上，元首外交利大于弊，对中美对抗风险有一定的管控和降温效应，并为中美下一阶段的具体谈判及合作进行预热和铺垫。
“中国更加独立自主，‘平视外交’时代到来，不会再简单顺从美国政策和利益需要，而是立足于中国自身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展开对美斗争与合作，包括提出有关纠错清单和重点关注清单，要求美方切实改正有关错误行为。”
田飞龙指出，中美全球博弈更为复杂，拜登政府极力重返世界并打造一种“民主反华统一战线”，近期的立陶宛事件就是明证，中国如何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进行舆论战、法律战和技术战的体系性对抗，如何面对“新冷战”的整体降临及其挑战性，如何在“一带一路”范畴以及联合国范畴展开有效的建设行动和法律行动以反制美国遏制与破坏行为，是对中国之大国外交、中美关系新型规范以及未来世界和平秩序的重大考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