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习近平推动的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庞大的改革工程，涵盖了“四个全面”和“五位一体”的内涵。挑战很大，难度也不小。虽然两岸经济力量对比早就朝对大陆有利的方向发展，但民调显示，由于两岸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差异仍大，台湾民众至今难以对中共政权产生认同，有些地方甚至还心存恶感。
二，台湾政治生态的变化，将是未来影响中共对台决策的重大变数。台湾政党政治经过几次选举后，政党轮替已经趋于常态化。因此，中共不但必须面对现实，还要能够与时俱进，找出与台湾不同政党的相处之道。民进党在2016年1月胜选取得执政地位后，中共以蔡政府拒不接受“九二共识”为由，片面关闭两岸所有协商管道。其实，蔡英文早在2011年8月大选期间，就已表示两岸并不存在“九二共识”这个名词，故没有所谓接不接受或承不承认的问题。她认为台湾内部对中国大陆的态度还没有形成共识，故强调须以民主程序先凝聚台湾内部的共识，再以此共识作为与对岸谈判的共识，即所谓的“台湾共识”。
在此之前，蔡也表示愿在既有政治基础上，持续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与发展。蔡英文表示她所讲的“既有政治基础”，包含几个关键元素：第一是1992年两岸两会会谈的历史事实、以及双方求同存异的共同认知；第二是中华民国现行宪政体制；第三是两岸过去二十多年来协商和交流互动的成果；第四是台湾的民主原则以及普遍民意。2015年4月9日，蔡英文更首度提出她的两岸主张就是“维持现状”。
对岸对于蔡英文的上述说法显然有所质疑，故希望蔡的520就职演说能有新的论述。而蔡在演说中提到：“新政府会依据中华民国宪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及其他相关法律，处理两岸事务。”因其隐含了“一中”和“一国两区”的意涵，故被民进党内视为一项重大让步；蔡在接受外国媒体专访时，也强调她的就职演说已展现最大的弹性与善意，把台湾最大的公约数都考虑进去。蔡特别强调她“维持现状的承诺不变、善意也不变，但是不会屈服在压力之下，也不会走到对抗的老路上去。”蔡呼吁两岸尽快坐下来谈，找出一个双方都可以解决的办法，但是不希望在双方有意义地会谈时，受到政治框架的影响。
对蔡英文520的讲话，对岸虽没有公开批判，却当成是一份“未完成的答卷”；与此同时，大陆已用“文化台独”、“渐近式台独”、“柔性台独”等字眼，来形容蔡在内政上的若干作为；有关“武统”的论调，也不时出现在中共的官方媒体上。今年520就职周年前夕，蔡提出“新情势、新问卷、新模式”的“三新论”，希望两岸正视新的局势的客观现实，共同思考建立一个对两岸和平稳定有利的结构性合作关系；但中共此时已不期待蔡政府有可能接受“九二共识”这个名词。有大陆智库人士认为，蔡英文非民进党传统政治人物，且因受到“台独党纲”和党内基本教义派的制约，故期待她此刻说出“一中”，甚至胜选后迫她承认“九二共识”的存在，都是不切实际的。中共研判蔡政府不会在“法理台独”的问题上有挑衅举动，但也没有意愿与对岸积极改善关系。对于目前存在的僵局，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认为是最好的情况，但担心形势也有出现恶化的可能。
以习近平的对台方略看，我们认为中共不会让目前的僵局持续下去。中共决策者应有能力把所有可能导致形势恶化的因素，置于本身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另一方面，中共也应摆脱国共关系的历史记忆，以全新的思维，来建构民共之间的新关系，甚至把民进党引至与“反独促统”相向而行的道路。我们相信，这是一个中共能力范围可以做到的事，而关键是两岸是否有恢复接触的可能。蔡英文在一个纪念两岸交流三十年的研讨会上，曾提出突破两岸关系的呼吁，也抛出民共两党先行对话的讯息。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世界没有事物是不可改变的。有大陆学者提出，两岸和平统一需要经历四个过程的说法，其中之一就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事实显示，马政府过去八年的执政，不可能解决两岸长年积累的各种深层次矛盾。何况，民进党是在两岸相互隔绝的社会环境中产生的政党。民进党的“台独党纲”是在两岸关系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马英九执政八年打破了两岸长达59年的隔绝状态，从根本上改变了两岸的社会基础，民进党和民进党政府的政策主张，也发生变化。这种“民进党和民进党政府政策并非不可改变”的想法，可以提供民共开展新关系的一个思考方向。
三，如何因应美国因素对两岸关系的影响，也是习对台政策必须考量的问题。中美建交后，美国一方面以“三个公报”来维持双方的正式关系，一方面又透过“台湾关系法”，来建立与台湾的实质关系。邓小平1983年6月26日会见美国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表示：“中美关系最近略有好转，但是，美国的当权人士从未放弃搞‚两个中国‛或‚一个半中国‛。”因此，在中共眼中，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双方开展关系的一个障碍。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胜选入主白宫前，和蔡英文长达十多分钟的一通“电话寒暄”，不但具有戏剧性，也暴露他外交行为的不确定性。这通电话被认为是台美断交以来，双方高层的首次直接互动，且川普是以“台湾总统”的名号称呼蔡英文。川普此一打破美国外交“建制派”惯例的举动，当然引起两岸和国际社会的关注，甚至怀疑川普上台后，美国新政府的两岸政策是否出现重大的调整，是否因此挑战美国长期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
事实显示，在习近平随后和川普会晤后，台湾问题虽一度产生了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疑”，但没有导致双方的“战略冲突”。台美中不对称的三角关系，也未因此出现任何结构性的改变。
但无论如何，中国大陆的和平崛起，已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构成挑战。基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以及川普竞选时提出“让美国再次强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和“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的考量，川普政府会努力维持美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
美国是两洋国家，无论就地缘政治或地缘经济的观点看，美国都不可能放弃亚洲。尤其是亚太地区近年来的经济发展势头，也不会让“在商言商”的川普，坐视任何有利可图的机会。重要的是，川普没有放弃美国扮演军事超强的角色。川普支持增加美国的国防支出，也在竞选期间提出强化美国空军及海军实力的主张，希望因此保持美国绝对的军事优势。
中美回到竞合关系的正常轨道不会令人感到意外，但如同大陆学者所说，中方可能不再出现“好也好不到哪去，坏也坏不到哪去”的老调子。中共对美工作必须有新的思维，像是学者所提“中美对抗可以坏大事，合作可以成大事”的说法，可能成为往后中美发展关系的“新常态”。中国大陆国际关系学者曾建议以“三个不能”来经营未来的中美关系：即“不能等美国主动对中国展现友好合作姿态；不能靠舆论层面与美国比气势；不能只看到钱而忘了政治底线。总之，中美不能只停留在亲中反中、合作对抗的概念上，必须以全新的视角，理解对方的行为逻辑。”
中共面对的挑战不仅是缺乏稳定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大陆崛起引发的民族主义效应，也让周边邻国感到疑惧。这使中共一再强调的周边外交，必须升高到全球战略布局的优先地位。
结语
我们深信，以习近平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意志，定能克服内外环境因素的挑战，成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身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我们也期盼台湾能共襄盛举，不要在这个光荣的历史道路上缺席。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7年12月号，总第240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