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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纲（中评社 孙仪威摄） |
在“新常态”下，GDP增速放缓，是否会给中国的就业带来影响？
对此林毅夫表示，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降到6%他就会担心了，现在这种情况我们更担心的是就业、坏债及不良贷款的问题。所以要达到7%的增长率是最好的，最理想的。新常态到底什么意思？和预期有关。新常态这个词出现之前，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真正提出这个词之前，1979年到2013年至今，平均中国的增长率是9.8%，这就意味着人们的预期是双位数的增长。新常态下是两种形式，就是中国增加新的预期，就是我们要告别两位数的增长率，同时预期增长率要低于9%，或者是8%，那么7%现在就成为了一个可以接受的增长率了。第二个方面，“新常态”也是有关增长质量的。在过去我们发现污染和所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新常态”意味着政府要更注重增长的质量，改善环保问题。另外也和增长的引擎相关。中国是世界制造工厂，而且很多是劳动集约型的制造业。新常态将使中国经济从中低端进入到新高端，同时要刺激创新，这些都是和新常态相关的。
新常态意味着市场要发挥跟多的作用。这是否意味着国企的改革必须要非常快呢？它们以后的作用是不是会降低？另外，提及垄断与国企改革，势必联系起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火热的反腐运动。那么，反腐又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拉迪表示，展望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会进入结构调整的阶段。如果中国愿意打破国企垄断，就意味这服务行业将会更加的开放，让私营企业进入。官方数据显示出服务业的私营部门生产率比国企要高出两倍，希望私营部门服务业在未来的五到十年中能够成为新的引擎。
而保育钧则表示，他接触不少民营企业家，这些人都很拥护反恐，因为腐败严重威胁着经济安全与经济发展。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感到不平等，同样的事情国有企业办起来很容易，而民营企业则不然，而反腐败就是要实现平等。但这是一个理想目标，现在反腐败在某种程度促使一些领导不办事了，“怕干事出事”，经济新常态要向政治新常态适应，而政治新常态还没有完全建起来。
保育钧认为，想要调动民间资本就必须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要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这是1997年就提出的，但现在仍存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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