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台北2月9日电／旺报报道，2009年末，《联合报》以“中华民国九十九年感思”为题，连续发表六篇社论，引起社会重视及讨论。两岸统合学会理事长张亚中等学者在《旺报》先后发表“六问《联合报》”及“再问《联合报》”两次系列文章，开启双方的后续探讨。旺报昨日起连续发表两篇“三问《联合报》”系列文章，本文为第二篇，主要内容如下：
我们很高兴《联合报》在4日再以“再论两岸应采一中各表”为题回应时提出了认同问题，但是我们必须要说，如果用“一中各表”做为两岸关系发展的论述，只会让两岸的认同愈走愈远。这篇回应文章，即透过《旺报》与《联合报》讨论一下认同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
一般来说，认同包括3个重要层面：国族认同、制度认同、文化认同。
国族认同是分歧关键
制度认同与文化认同在两岸关系上问题不大，即使是北京也接受两岸制度认同不一致的看法，因此才有“一国两制”的设计。在台湾也没有多少人会否认自己文化中的中国文化与血缘。因此，两岸的认同的分歧关键在于国族认同。
所谓国族认同包括两个问题，第一、我们的“国家”是什么？第二、我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所组成的“国家”？第一个问题不大，在台湾几乎没有人会否认他的国籍不是“中华民国”，但是在第二个问题上，台湾内部的看法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两岸在1993年以前，基本上在“国家”认同上是有歧见的，但是在国族认同上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包括“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的还是占大多数，但是在1993年以后国族认同却开始了“剪刀型”的交叉改变。
1993年正是“一中各表”的黄金期，这一年辜汪会谈在新加坡召开，两岸关系飞跃发展，但是为何两岸的国族认同却发生转折呢？
1993年可以算是李登辉开始建构台湾国族认同的元年，启动这个建构过程的就是以“平行代表权”为由争取重返联合国的动作。在冷战时代，两岸在联合国之争背后是明显的大国权力较劲，当1971年华府改变与北京的战略关系时，台北就被迫退出联合国，从此台北也了解到联合国不是一个必要的战场，当时的蒋经国以务实的态度推动外交与内部建设。李登辉不是不了解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下，重返联合国几乎不可能成功，但是他更了解，重返联合国这个只能以“国家”参与的国际组织，有助于他切断与中国的国族认同。
李登辉操弄国族认同
如何塑造一个打压自己的敌人，是建构自我群体认同的最好方法。李登辉非常了解，只要台北推动进入联合国，北京方面一定会打压，而北京的打压可以为其创造两个效果，一是让国民党内非主流派失去再论述统一的正当性，这种效果很容易营造，因为要与一个打压自己的人统一不是投降是什么？另一是透过北京的打压，让台湾人民产生“命运共同体”的凝聚感，中国大陆是打压台湾的“他群”，台湾是被打压的“我群”，一个在文化上虽是“同文同种”，但是在政治归属上是“异己关系”的认同就这样开始形成。
1994年的千岛湖事件，原本是一件旅游过程中的不幸刑事事件，大陆方面自然有责任，但是李登辉却把它界定为“大陆同胞残害我们的同胞”，进一步地深化两岸的认同差异。
1994年的《台海两岸关系说明书》，将“一个中国”界定为“历史、地理、文化、血缘上的中国”，抛弃了“宪法”与国统纲领“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的定义，彻底地把两岸心照不宣、可以重迭的“国族认同”部分切断。这个时候，李登辉已经开始用“两国论”来处理两岸的国族认同，但是在说法上仍然是“一中各表”、“维持现状”。
切割完了“国族认同”的“国”，即“中华民国”与中国的关系，接下来就是“族”，即与中国人的关系。在1993年以前，中国人是一个没有切割的概念，但是李登辉从发表“生为台湾人的悲哀”开始，并创造“新台湾人”此一概念，情况有了变化。族群的认同往往是建立在相对差异面上，“新台湾人”概念的对应面不是“旧台湾人”，而是一个不断在国际空间打压台湾的“中国人”。从此，“中国人”就从台湾人民的族群认同中切割出去。自此已经完成了两岸“国族认同”中“国”与“族”的切割论述，剩下的就是等待时间强化与巩固。
李登辉的国族建构忽略了一个现象，就是北京的角色。13亿人民是否可以接受台湾切割与中国的国族建构？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现实必然会面对的问题，这是李登辉没有告诉台湾人民的，但是他的后任者，却是按照他的步法或激进或缓慢的前进。
《联合报》在社论中提到，“倘若在进入任何‘目的方案’前，台湾人民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认同皆不能建立，将凭何实现‘目的方案’”？我们完全同意这个观点，我们所以要与《联合报》分享这段国族建构史，就是希望让《联合报》了解，“一中各表”不仅无助于两岸重迭认同的建构，反而掉入了李登辉“台湾国族建构”的思路陷阱。原因在“一中各表”曾被操弄成一个刻意脱离“目的方案”的“过程方案”。
一中同表建构重迭认同
《联合报》在社论中又提到“绝大多数的台湾人难道有可能跳过‘中华民国’，而直接将屋顶理论的‘第三概念中国’或任何统一后的“中国”作为自己的政治认同目标吗？”我们同意《联合报》的质疑，我们所提出“一中三宪、两岸统合”为内涵的“一中同表”，正是为了尝试解决这个问题。“一中各表”是个各说各话式的表述，两岸各说各话如何能够建构重迭认同？用“一中三宪”来维持两岸目前自我在各个宪政秩序的认同，但又透过两岸承诺不分裂整个中国的约束，共创“整个中国”的国族认同，属于一种两岸“重迭认同”的建构与巩固。“两岸统合”的内涵在于透过共同体的运作，让两岸人民可以在整个中国的某些事务上共同治理，这正是两岸“制度认同”的建构过程。
至于《联合报》引述汪道涵先生的“共同缔造论”，我们在这里就不回应了，一方面是张亚中教授已经在《中国评论》2010年2月号以《论“主权”共享与特殊关系》为文探讨汪道涵的观点，《联合报》可以径行指正；另一方面，愿意与《联合报》分享的是，汪道涵的思想应该不能归属于“屋顶理论”，他应该也不会去支持一个“目的不定”的“过程”。
［张亚中，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两岸统合学会理事长；谢大宁，佛光大学文学系主任，两岸统合学会秘书长；黄光国、台湾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国策顾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