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蒋介石取消中共独立性的用心，延安方面看得非常清楚。其应对原则是：不反对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但该组织必须“不干涉两党之内部事务，两党均保留各自组织之独立性及政治批评和讨论之自由权。”与此同时，红军改编问题的谈判也陷入了僵持，6月8日与周恩来商谈后，蒋在日记中写下了分歧的焦点：“共党必欲将收编部队设一总机关，自为统帅，此不能允许，应严拒之。”
稍后，七七事变爆发。但因为蒋一度判断日本无意全面侵华，故仍坚持不放宽改编条件，要求改编后的红军“各师须直接隶属行营”，不能有自己独立的总指挥部。对此，延安方面的判断是：“超过我们统一战线最低限度原则，如果接受其条件有瓦解危险”，作为应对，延安方面曾决心不管蒋同意与否，“立即自动地改编为三个师一个军部，向全国公布”，并预判蒋不至于因此就宣布两党合作谈判破裂。
不过，这种极端情形并未出现。因七七事变的演化超出了蒋介石的预料，中日之间进入大战状态，蒋也终于不得不放下完全控制红军的企图，于8月18日正式发表朱德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八路军”遂得以正式诞生。只是，蒋变相“合并”中共的企图仍在——1938年2月10日，蒋仍在游说周恩来：“竭诚盼望各党各派能够合而为一，并且为实现这个举国一致的新党起见，虽具有光荣悠久历史的国民党名义亦可以取消。”但保持党的独立性，是延安方面的一贯原则，蒋的这种企图，终于在1939年4月彻底破灭。随后，国民党中央党部秘密下发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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