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模糊的“政治反抗文化”
“政治反抗文化”是“台湾国族认同”理论的核心，但作为一个理论的“核心”部分，“政治反抗文化”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含义。从语词构成上来看，“政治反抗文化”是由“政治”和“反抗文化”所构成的偏正短语，其中“政治”是“反抗文化”的修饰词。“政治反抗文化”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台湾国族认同”用概念极为宽泛的“政治”，模糊了“反抗文化”的属性，为自己重述台湾历史提供了理论依据。
“台湾民主国”被认为是“政治反抗文化”的先声，但如果考察“台湾民主国”的历史就会发现，“台湾民主国”是台湾人民在寻求清政府保护无果情况下的自救权宜之计。台湾的知识分子与统治官僚成立“台湾民主国”的意图，并不是使台湾永久脱离中国，而毋宁是一种自救自保的过渡办法。因此，“台湾民主国”决不是所谓台湾人民反抗“外来政权”的先驱，反而是中华民族反抗日本殖民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在台参与“台湾民主国”的官员和士绅有相当部分来自于内地，如“台湾民主国”的“总统”唐景菘系广西灌阳人，后期主要领袖、“大将军”刘永福系广东钦州人（今属广西），著名抗日义士吴彭年系浙江余姚人等，台湾“民主国”檄文中也吁请大陆人士来台共谋保台大计。若按“台湾国族认同”的理论，被其引为范例的“台湾民主国”岂不成了“外来政权”？西来庵事件是台湾反日义士在日本强迫中国签订21条、全国人民反日情绪高涨的背景下，配合大陆反日运动的一次武装暴动。台湾岛内抗日武装也多坚信或宣称大陆将派员收复台湾或给予军事援助。上述事实表明，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人民“反抗文化”所针对的“敌”是日本殖民统治者，所“反抗”的对象是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在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中，台湾人民从来都是将自己视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其“政治反抗文化”的实质是“民族反抗文化”。
1946年“二二八”事件常常被“台湾国族认同”理论当作“政治反抗文化”的例证。但是，60余年的“二二八”研究表明，“二二八”事件在本质上是两岸隔阂太久又因吏治腐败和民生凋敝所引发的民乱事件。台湾地区1949年后的“党外”运动也被认为是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以来“政治反抗文化”的延续，但实际情况却不是如此。虽然“党外”运动中也偶有“台独”的声音，但其主流是要求改变国民党在台湾地区的威权统治，实现政治民主、社会公正，尤其是要求开放民意代表的选举。“中国”甚至被一些“党外”杂志和组织嵌入了自己的名称中，如《自由中国》杂志、“中国地方自治研究会”，等等。由此可见，“党外”运动主要针对的对象也是国民党的威权统治，是台湾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1946年后的几个历史事件中，台湾人民所反抗的对象都是国民党的“威权统治”，这里的“政治反抗文化”实际上是“民主反抗文化”。
“台湾国族认同”用“政治”将“反抗文化”模糊化，然后将“民族反抗文化”和“民主反抗文化”两种“反抗文化”都装入“政治反抗文化”的口袋中。由此可见，“政治反抗文化”是一种理论上的主观构造和想象，它模糊了“敌”的含义和界限，最终的目的是将“敌”的概念指向了祖国大陆。
随着“台湾国族认同”诸理论的澄清，“台湾国族认同”的真相也逐渐浮出水面：“台湾国族认同”并没有立论的基础，也可以作为论据的事实，所谓的论证，不过是主张“台湾国族认同”的学者和政治人物的自我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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