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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登辉 |
三、王晓波与李登辉路线的分化
前面所述，就是王晓波和李登辉所走的路线不同的地方，一个掌权者，为了国家发展，必须以资本家为优先，没有菁英型的企业家精神存在，国家经济就不可能拉动起来，劳工阶级的生活保障也会变成海市蜃楼。
但是知识分子可以单纯地去关怀劳工，甚至反对资本家的剥削。所以，角色的不同，王晓波后来走向“左统”，而李登辉在没有跟国民党诀别之前，他应该是属于“右统”，跟连战一样，都是住豪宅、拥有资产的“右统”。
当然，李登辉后来会从“右统”走向“右独”，也是因为他是掌权者使然。
在蒋经国过世之后，李登辉初接班，面临的政治风险极高，这在历史上都已经很清楚，蒋家“宫廷派”想要推翻他的风险是存在的。尤其是蒋宋美龄那篇“我将再起”的宣言，如果“宫廷派”当时能够团结一致，要让李登辉下台，其实不难。
只是，“宫廷派”毕竟还是有许多人跟权力沾上边，甚至本身就是权力核心之一，要他们冒可能失去权力的风险，去跟随已经没有实质权力的蒋宋美龄搞斗争，谁也不愿赌这场局，蒋宋美龄最终只能黯然地赴美养老了。
没有了蒋宋美龄这张“皮”，“宫廷派”的“毛”又将焉附？所以，李登辉1990年权宜地跟林洋港说一声：“这次给我，下次让你。”没想到林洋港还真的信以为真，以为下次的总统选举时，李登辉就会把机会让给他选。
林洋港没料到的是当时还6年一任的总统职位，竟然在李登辉的国家改造中风云变换，也就是把原先由国民大会间接举行的总统选举变成民选，这就让李登辉有藉口再选一次。所以，1996年第一次总统直选时，林洋港跟郝柏村搭档参选正副总统，虽然打出“诚信”两字来直指李登辉背信，但已经时不我予，林洋港民间的声望再高，失去一次的机会，就不可能推倒重来。
相对的，李登辉初掌国家机器，在面对“宫廷派”可能夺权的危机下，他必须寻求可依靠的力量，也就是想办法把国家机器的力量跟民间社会的活力结合，才有办法抵抗来自“宫廷派”的反抗。
可惜的是，台湾的民间社会的政治活力，原本就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市民社会”，一个就是“派系社会”。
“市民社会”所包容的一些新兴中产阶级，以及“新社会运动”所产生的诸多新兴团体，如环保、妇女、消费者等各种新社会所产生的新问题，必须由新兴的社会团体来承担单一议题的责任，而这块新兴的政治、社会、经济领域，都已经被民进党所独占，李登辉想以国家的力量介入，已经找不到空间。于是，他只能回头结合原本大部分就是由国民党所掌控的“派系社会”，这些“派系社会”其实就是国民党在威权体制时期所豢养的地方派系群体。
在威权体制之下，这些地方派系可以在国家机器的操控之下，在地方的府会轮流执政。但是，民主化以后，轮流执政的规则被打破，于是派系只能利用金钱，或者跟黑道结合，以便继续维持他们在地方上的特权。这就是为何在李登辉推动民主化的过程中，会出现“黑金政治”之因。
因此，李登辉会把“民主化”说成是一种“本土化”，其实是因为李登辉必须透过民主化的手段，重新整合地方派系的“本土力量”来支持他的国家机器，所以民主化其实是在李登辉改造国家机器的过程中，扮演一种工具性的角色，而不是单纯的具有价值性的目的，这是历史的偶然，也是一种必然。
偶然之因，是因为蒋经国选择了一位跟“宫廷派”没有渊源的李登辉当接班人，而蒋经国却又在任内过世，让李登辉有从天上掉下来的权力可接。
必然之因，是因为李登辉缺乏可依靠的统治力量，居庙堂之上，自然有很深的危机感，他必须结合社会力量，才有足够的能力来抵抗“宫廷派”的反叛。
但是，民间社会中比较优质的新兴中产阶级，以及“新社会运动”所产生的新兴团体，早就让民进党捷足先登，李登辉只能回到传统国民党在威权体制时期比较可控制的“派系社会”，所以这种必然性，不见得是李登辉所愿，但是不接受又何奈？
这也是台湾的民主化最后会走向本土化，而本土化的过程又出现“黑金政治”之因。这种因果关系，最后竟然导致加速国民党政权的终结，这个结局，恐怕是命定的结果，也是一种必然的宿命。这就是范仲淹所说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道理。国民党在威权体制时期只是想掌控与利用派系力量来控制社会，并没有直接去接触人民，蒋介石只相信他从大陆带过来的200万军民，不相信台湾本地的人民，所以必须以派系的力量来控制地方上的人民，以保障他所建构的“反共抗俄”汲取型的威权体制，只是这个体制，最后却被派系力量所反噬。
四、李登辉改造政策导致国民党的失落
国民党如今的败局，其实都是渊源于李登辉的政策使然，在派系政治挥之不去的阴影下，既提不出清新的人选与政策，更拿不出可以撼动人心的口号与议题，这是因为比较优质的“市民社会”一直被民进党所独占，这也是国民党的政策理念都要跟着民进党转之故。
事实上，国民党并不是没有优质的“市民社会”可以结合，王晓波等“左统”的力量，原本是可以为国民党注入比较清流的意识思想，但是前面所述，“左统”的力量，在威权体制时期，早就被国民党自己视为洪水猛兽，所以没有多少人愿意去碰他们。因为这些人多半在白色恐怖时期，都有被烙下“反叛”的印记，国民党的右派想跟左派结合，这就跟当年国共斗争一样，水火不容。
问题是，国民党在台湾不敢跟“左统”结合，但是从连战打开大陆的门户之后，再加上后来马英九执政时期，跟大陆维持和平共荣的状态，倒是让国民党的路线难以协调，或者可说是动辄得咎，在民进党的“反红色宣传”之下，国民党又想跟大陆联合，又怕跟大陆联合，才会走上今天四不像的状态。
这个情况似乎可以类比从孙中山“联俄容共”，到蒋介石“清党”过程的翻版。历史总是不断地在重演。
如果当年李登辉联合的对象选择的是“左统”，而不只是派系社会，也许可以做到两岸共同发展之境，让处在民间社会的民进党没有见缝插针的机会，两岸也不会走上今天从冷和到冷战的阶段。虽然，历史无法假设，但是国民党越是害怕被染红，就越可能失去政权，在大陆时期是这样，在台湾也是。
当然，蒋介石、毛泽东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李登辉和王晓波出现在台湾处于激进民主的时代，也已经写入历史。但是，当国民党一直找不到出路之时，也许历史可以作为一盏明灯，它也许不会照亮台湾，但是先照亮国民党自己的路，也应该是值得思考之处。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0年9月号，总第273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