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题：试论二十一世纪国际秩序之文化基础──由中华文化与世界各文化异同说起 作者：熊玠（美国），纽约大学政治系终身教授
【摘要】新世纪的国际秩序有其不同的文化（或作文明）基础。目前国际间对世界各文化何者将是此新秩序的主要支柱，仍在摸索之中。为方便比较，本文将世界各大文化系统笼统地划归为中华文化与亚伯拉罕文化两大类（后者主要包含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犹太教）。美国霸权衰弱殷始，文化间之竞争可说益为真实。昔日大国权势之争将被文化竞争所替代。一般论者咸知美国自豪隶属于基督文化；识者亦指出美国有“富不知足、强不能安”之痼疾。此点在它与新兴大国（中国）间之竞争，尤为明显。相反，在中华文化影响下，“知足常乐、能忍自安”与“内圣外王”之训导深入华人心灵。由诸此，有必要探讨这两者文化背后差异之渊源。
导论
任何新世纪均有其不同之国际秩序，而国际秩序之文化基础也因时代变迁而各有不同。
二十一世纪亦不例外，不同者无外乎以下两点：（一）相对而言，本世纪之国际秩序，由于原有霸权大国（美国）与新兴大国（中国）之专注抗衡，主要国际权势之争表现在此两大国间的新冷战。（二）因此，本世纪国际秩序的文化根基，也不超出美国自豪的基督文化与另外强调“内圣外王”的中华文化间的竞争。此外，二十一世纪是“地缘经济”时代（以别于上世纪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范畴亦自然笼罩于文化竞争之上。
本文谈国际秩序之“文化”基础，而不用“文明”二字，有其字意差别的原因。盖“文明”意义涵盖大自然环境及人类所依赖之生活方式（譬如农业、渔业、或工业等）；亦有技术上脱离野蛮求生方式之含义 （譬如由靠双手耕耘迈向利用锄犁工具与动物畜力运用之演进）。“文明”之含义，也包括大众共同尊奉仰侍之习俗与神明。而“文化”则相关人类理智表达之结晶，譬如哲理、价值观、逻辑、诗文、艺术及其他心思的产物等。
我们须注意，在不同领域，常有二者混淆之现象。譬如考古学家将“新石器文化”（Neolithic culture）定为迈向人类“文明”（civilization）的过渡，是一种特殊看待文化与文明关系的术语。另外也有很多中西学者将这两个名词彼此互为定义。但从逻辑眼光观之，这样做法，无异是重复而乏新；并且有混淆视听之虞。譬如中华文化有时称为“儒家文化”，可是如说是“儒家文明”则不知所云矣！
中西文化差异源于“救赎”，来自内在或外在观点各异
为了比较中西文化的差别，不同学者提出不同的分辨之道。钱穆（宾四）认定西方文化为“外向性”的文化，而中国为“内向性”文化。 我认为这个外在与内在之别，最重要显现在二者对“救赎”信念上之差异。所谓“救赎”（salvation之泛指，亦是“救援”之统称），意指世人心灵深处均多少缺乏安全感。至于克服这种有生俱来不安全感的需要，我们可称之为一种本能的“救赎”渴望。西方文化反映了其游牧民族先民的感受，故如现有的水草用罄时，要找出路永远是寻求外在的绿洲（oasis）。故“救赎”的泉源永远在外。相反地，中国文化反映了大陆性农民祖先的感受：设若今年收成欠佳，补救办法不外是从自我努力开始，诸如修筑灌溉渠道、改进土壤与种子、甚至改良施肥，以图增加下次庄稼生产有质与量的增进。农民不能轻言迁徙他地。故“救赎”永远在于依靠内在泉源与补救，不像西方人那样若不依赖外在“救赎”，则毫无希望。所以有论者认为：此种观念足以解释为何那代表西方文化的美国具有“富不知足，强不能安”之痼疾。
由此，我们可以瞭解为什么西方人下意识地永远要向外扩张，甚至侵略他人土地与掠夺他人财富；而中国人则虽形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却鲜有愿意离开自己家园一步者，更没有占人土地或财富之欲望。英国海事专家孟喜思（Gavin Menzies）发现证据显示中国明朝郑和的远洋探测队在西元1421年发现了美洲新大陆，比哥伦布早71年。但中国并没有因此据新大陆为己有。
凡此皆因各自文化差异所致。由此加以引伸，不难瞭解为何西方人在心灵（及宗教）上着重仰望在外的救援（救世主）。中国人则强调自我修养（形同庄稼修葺），这是相信“救赎”在内的表现。中国文化精髓亦在“内圣外王”的崇高理想。对于精英与一般凡人而言，其意义乃在自我修养，以期靠自己的努力来克服身外的苦难或不足。在佛教传来中国以后，虽然佛的观念似乎是外在“救赎”之表现，但佛教仍然着重自我修行（和尚也有“苦行僧”之憧憬）。所以与“亚伯拉罕”文化（甚至基督教、犹太教与伊斯兰教之教义）截然不同。
来自“救赎”在外的信仰之后遗症
“亚伯拉罕”文化教导世人如要满足“救赎”的渴望，必须依靠身外的救援或救世主（神：阿拉）。因而养成一种对外在“救赎”泉源的依赖感， 加倍造成对自己毫无信心。贪婪文化之产生，就是在毫无自我信心之状况下，形成了非夺不觉安全的习性。争夺而来的财富，相当于外在的“救赎”泉源。但尽管争夺到手的财富再多，终究不能完全克服下意识的不安全感。
同样这种“富不知足，强不能安”的感觉，也表现在美国政府与政界的认知上；而且也表现在对外关系（外交）领域。以财富言，美国土地肥沃、物产丰隆、科技发达，工商业居全球之冠。美元为世界通用之货币，富甲天下。因用兵中东与阿富汗，军费开销过大。又自2008年华尔街崩溃以来，经济一落千丈。失业率高达8-12%，财政状况捉襟见肘。可是，不但不知反躬自问，反将一切罪过推诿于中国经济威胁。甚至有国会议员试图立法报复美中贸易逆差。每逢美国总统大选，两党竞选人均誓言须惩治中国经济威胁作为取宠于选民之手段。
再者，自苏联解体20余年来，美国无疑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强权。美国的国防预算，几乎超过其后10国的总和。不仅军事基地遍布全球各主要据点，防卫性与侦察性卫星亦漫布太空。但美国当政者与一般智库，仍觉处于强敌环伺之下，惴惴不安，更以“中国威胁”为怀。此无他，美国上下俱无安全感也。应验了“强不能安”之谚语。最终，此种表现证实了美国所反映的西方文化（已如上述）不足为二十一世纪国际秩序之支柱。
中国文化能起振聋发聩之作用乎？
中国文化之精髓在相关领域上强调“世界大同”与“内圣外王”。“内圣”也者，即指内在精神修养，完善内心世界。其后果是：内心世界完善以后，心灵不再空虚，没有必要再靠夺取外来物质财富（或强权）来填补心灵。“外王”则是推及外域的功业建树，以求完善外部世界。按照孔子教导，君子不独善其身，而须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则须行王道而远避霸权争夺。美国以超强之地位，富甲天下之财力，犹不能安，譬如日日见中国之兴起而忧坐愁城。一言以蔽之，只知争霸权，不知行王道有以致之。争霸权，或许可以满足填补心灵之无安全感，但终不能服人。所以，既无“内圣”在先，则无“外王”于后。归根究底，美国要克服它“富不知足，强不能安”的痼疾，恐最终仍须靠“内圣外王”之解药。
简言之，西方文化熏陶之下的美国有三种不良思维（并表现于行动）： 其一，是美国的排他和唯我独尊的思想。其二，西方弱肉强食的习性。其三，霸道和剥削他人 的作风。
这三点西方陋习，倶不足因应今日（21世纪）国际秩序之需。
中华文化主轴正好相反：第一，相容并包。 第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第三，不以力假仁。因此，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再度兴起的同时，中华文化的这三大主轴，对西方的陋习，应该有机会起到疏解之功。这也就是说，中国之包容（及“以大事小”的）文化是本世纪国际秩序最适当的精神支柱。已有证据显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均同此感受。兹举两例以说明之。
第一例，是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其目的是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促进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用以发展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并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其最终期望乃在营造本世纪西方衰退下之新格局。推出后不出十年，现今中国已与五大洲的150多个国家及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第二例,是另一个由中国发起的“亚投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此银行于2016年开业，现已有109个成员国。其中除了42个来自亚洲以外，另有26个欧洲国家，22个非洲国家，8个南美国家，2个北美国家，以及9个来自大洋洲的国家。
值得一提的有以下两点：（A）英国（作为美国最亲近的盟邦）于2015年参加“亚投行”，尽管美国反对亦无济于事。随后再有法国、义大利及德国跟进。这是由于“亚投行”之作风与“世界银行”（World Bank）或“亚洲开发银行”（ADB）相较，没有后二者分别受制于美国或日本的情形。
以上两项新创举（一带一路与亚投行）均是“地缘经济”时代的产物。虽然尚未有人提过，我觉得应指出：如此之构思，正代表中国有意将国际注意力由上世纪的地缘政治之争转移至非军事之争，以求有助于世界和平。
以上二例代表地缘经济之作为，足以证明中国之包容文化以及反争夺军事霸权的决心；如以之作为新世纪国际秩序之支柱，必有广大国际支持（已如以上两例证明）。纵使美国反对，也正如它反对英国参加亚投行无效一样，不会成功。
结论
在此新世纪国际秩序寻求适当文化支撑之竞争过程，中华文化的三大主轴，尤其与反映西方文化的美国三种不良思维相较，中华文化将成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心悦诚服之选项。职此故，如说二十一世纪国际秩序之文化基础，将取相容并包之中华文化，不致有太大疑问。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3年12月号，总第312期，P4-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