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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社香港7月2日电（评论员 陈鸿斌）6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深改委第26次会议。会议指出：要把历史文化传承保护放在更重要位置，深入研究我国行政区划设置历史经验，稳慎对待行政区划更名，不随意更改老地名。要坚持行政区划保持总体稳定，做到非必要的不调、拿不准的不动、时机条件不成熟的不改。
这一指示精神对防范由于地名更改不当导致历史文脉中断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由于各种原因，全国许多地方都对更改地名乐此不疲，而一些不恰当的地名更改引发了当地居民甚至全国人民怨声载道，造成了极为负面的影响。
各国都有更改地名的情况，例如日本东京在明治维新前就叫“江户”。北京这一地名在历史上也曾多次更名，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还称“北平。”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已先后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地名更改潮，更名的原因则各不相同。
1951年，当时的政务院下发文件，要求清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地名。随后，相当数量被认为具有华夏文化优越感的地名被取消，如归绥更名为呼和浩特，迪化更名为乌鲁木齐，景化县更名为呼图壁县，懋功县更名为小金县，镇南关更名为睦南关……基本上，地名凡含有“绥”、“化”、“平”、“镇”、“宣”这类彰显中央王朝、华夏文明影响力字眼的，都相继被更改了。
这一更名热潮本意无可置疑。但具体到某个地名是否有充足的理由更改，却很值得商榷。例如云南宣威县被认为有“宣扬大汉天威”之意，便被更名为榕峰县。但宣威县的前身是雍正五年（1727年）所设的宣威州，已延续了200多年。这一更名破坏了多年来依附于地名的品牌资源。此后因“榕峰火腿”出口不畅，经国务院批准，1959年该县又改回了宣威县。
同一时期，清除帝国主义侵略及封建迷信色彩，也是地名更改的一个原因。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额菲尔士峰”被更名为“珠穆朗玛峰”、“外喜马拉雅山”被更名为“冈底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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