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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台湾政党而言，“势”的力量实质上已构成一种客观情势的约束性。 |
中评社╱题：“‘势’的视野：台湾问题” 作者：李林杰（成都），四川大学政治系研究生
【摘要】人们对社会现象的认知依托于一定的框架或范式之上，在其中导出框架或范式内部逻辑自洽的推导或结论，但每种框架或范式都具有不完备性，因而解读与诠释必然带有局限性的偏差，而框架或范式的反济意义则助益于矫正这种局限性。“势”的范式与框架，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是耦合现况与未来，联系动态与静态，勾连状态与生成，集偶然性与必然性于一体的中心概念，助益将现况的把握与未来趋向的理解联系在一起，导出超越事实与现象堆砌的解译与判断。以“势”的视野看待台湾问题，有助于我们克服在既有思维进程中对问题把握的偏狭化，在“势”的历史进程与视野高度，达成对台湾问题的全面性与整体性把握。
一、“势”的范式
人们对于事物现象的认知，总是依托于一定的认知框架的，后者由一种思维模式构成，决定分析的起点、焦点与要素所在，并将这些概念综合到既设的框架中，导出分析的结果所在。不同的认知框架，由于要素提炼的不同、及其不同权重与比例的形式构成，往往决定了内容的体认与定义本身，认知框架作为形式是镶嵌在我们对于事物或现象的内容理解中的。不同的认知框架，可以勾连出不同的意义结果来，通过重新提炼要素的立基点，重新归属各个要素的某种相对份额，经由新的知性形式过滤后， 会呈现出新的内容情境之展现与诠释。认知框架对于问题分析的重要性可见一斑，而台湾问题作为一种社会科学领域的问题，亦是如此，需明确某一特定认知框架的必然有限性，并接纳新的知性理解方式，助益于对于该问题更全面的理解把握，切忌陷于某一认知形式而不自拔，造就误判或短视的可能性发生，后者是决策者与研究者务必避免的。
认知框架根植于思维模式之中，深受社会化进程的沾染。一定的文化社会化进程，会造就一定导向的思维模式的生养。各自文化均内涵一定的内部共通的思维模式，构成为思维进程确立基石的范畴，并主要体现在分析的概念本身。这种范畴形成一种机制，依据功能系统而起作用，并深刻影响认知框架的确立与形成。而在西方的共通思维模式而言，强调一种由对立与相联形成机制的模式，这种对立与相联是建立在对事物与现象认知，基于深刻分裂的体认与把握之上：从现象与本质的分裂，方法论与本体论的分裂，自然与社会的分裂，到语言与存在的分裂，其惯用分裂的观照探查事物与现象，以分析性概念的提炼与逻辑可化约推论的导出为宗旨，力图在对立与相联的总知性形式中达到诠释与理解，典型的范畴体系诸如：方法到目的、或是原因到结果，汲汲于问题意识与逻辑一致，在涉台问题的研究亦是如此，诸如统一问题研究，执着于方法的目的性可欲性评估、效用合理性审视等等。此种问题意识的范式，往往不容易达成对于全局的整体性理解，它基于其分裂性的思维预设，往往偏向于独一、超越的极端化，而非相互依附的相互性。既有主流的认知框架都不可避免带有至少两个缺陷：第一是追求的逻辑可化约的完满一致性，不能同具体现实的缺陷性相适应，逻辑一致的处理倾向容易导致理解的极端化；第二是以分裂的思维处理与运用事物，不能兼顾静态的观点与动态的观点，而现实往往是既有的亦是生成的，是静的呈现与活的发展的统一，分裂的思维进程本质容易导致理解的偏狭化。既有主流的认知框架，对于涉台问题的分析与定性，则或是极端化的悲观与乐观，或是不能全局性的把握事物与现象的整体性面貌与历史性进程，存在一定的认知框架局限性，诉求新的范式理解以达到认知意义的反济。
如何采取新的认知框架进路，达致对于问题的认知意义反济，美学理论中“后退的效果与美学的缩小”可资为用。一位中国画论作者指出，观看山水时，太靠近则看不见它们的轮廓;反之，越往后退，瞳眸则越能收尽画上的高山流水。这好比张开一匹素绢，使画像远远地照映，如此一来，最峻伟的高山也会被框于方寸之内。“昆仑山之大，瞳子之小，迫目以寸，则其形莫睹，迥以数里，则可围于寸眸。……张绢素以远映，则昆、阆之形，可围于方寸之内”。对于画家的探查而言，就近检视局部细节时，无法看得清楚那推动线条的交错、凸起或停止的力量。祗有从远处观看整体时，在对比之下，这些线条形状内在的力量才显得出来。有了距离，观者不仅可以理会一幅更辽阔的山水，还可以有更大的空间去欣赏它；因为那山水好像已经脱离了本质之外的混浊而沉淀下来，重新回到单纯独一的动作，那赋予它形状而得以存在的动作。“后退的效果与美学的缩小”助益于呈现事物的整体面貌，展现事物本身眼不能见的气势向度，而合适的适应于“后退与缩小”的知性形式与认知概念，在于“势”的范式。
所谓“势”的概念絶对是普遍通行的，它与世界的进程有关，也与人类的各种活动有关；它既涉及自然层面也涉及技术层面。虽然势的模式放之天下皆通，但是我们总是从个别的表现来慎重地理解它。因为在事情开始时，情势就是关键所在，而且每一个情况里、每一个时刻里，情势都有所不同，它不停地变化，所以在每一个情况中支配现实的趋势也必然是独一无二的，絶不会重复发生。“实况”永远不会固定下来，因此能逃离既定的框架。正是这样的情势使现实之所以成为现实。“势”的范式的本质，是对于前述“分裂与联系”思维的反动，要旨在于“一体与运动”，事物的现况、历史与未来是一体的，事物的本质、现象与原因是一体的，而事物本身是生成性处在变动之中，这种变动亦是同过去、当下呈现一体性的因而可以作为必然性加以把握，但变动与生成本身是偶然性的标识，因而它是跨越必然与偶然、现况与未来、状态与生成的概念。“势”的范式，对于既有的“目的-方法”与“原因-结果”的范式，会是一次认知意义的反济，助益于在“势”的视野下，将现况的把握与未来趋向的理解联系在一起，助益于涉台问题视野更高、视野更广的理解，摆脱当下现实事件的零碎与堆砌，达成在“势”的历史进程中对事物的全面性与整体性把握。
在“势”的视角下，静态的观点与动态的观点是互相联系的，“情势”从过去的历史而来，联系至当下的局势，并基于过去与现在一脉之机理，导向未来的趋势。静态与动态、状态与生成之间是联系的，体系进程中的每一时刻都可视为一种“力”的布置状态，“势”见之于这一个个别的现况的作用力配置，但同时也意味着通过这个个别现况而表现，并引导与制约该现况由以发展的趋势上，“势”见之于状态内在所生成的大方向所在。一方面，历史的现况可以作为客观的约束条件，制约人们的选择；但另一方面，一个历史现况，作为变迁中的某一时刻，是内涵生成性而充满效力的，它作为趋势内在的一部分，推动趋势在历史进程中的最终自我实现。
二、台湾问题的“时”与“势”
任何力量都受制于历史现况中的某种局势，无法脱离该局势而存在，譬如一个人无法举起自身，“非无力，势不可”；但客观的条件决定了这一现况的发展趋向，这一趋向内在于作为现况局势的作用力布置中，并要求所有力量对趋势的演进结果加以服从。因此“势”既是静态的也是动态的，它是生成中的现况，也是客观性的未来，由以构成一种必然性力量，制约着人在当下与未来的选择可能性空间。当评估现况的时候，不能受困于当下的局势造就之约束性，需明白局势或现况本身具备一种生成性与变化力，是导向演进而日新月新的；当退后几步再对局势加以审视，会获得一个抽象的视角，依据该视角之逻辑藉以评估现况本身的生成可能性，推演出未来的趋势在，后者与当下、过去一般亦意味着一种必然性，并诉求各种力量的最终服从。
构成一种历史力量的“势”，在于一种交替的机理。交替的原则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而制造着断裂、差异与分歧，而趋势则作为一种连续性的力量，阐释着跨越断裂与分歧两个极端之间的必然性，耦合政体性的历史理解中之张力。可以说，“势”本身以交替为机理，构成一种张力，后者意味着竞争性要素的相互对抗而使得整个进程充满活力，使得历史由以更新。如发生了中国历史中，统一与分裂、治世与乱世的趋势性演绎，历史则是在这交替作用产生的张力之下得以摆动前进。王夫之总结出作为交替原则的双元逻辑，这一双元逻辑支配着历史的推移，构成超越于现况之“局势”的总体之“趋势”，构成对生成中之“情势”的理解与诠释：
逻辑一：任何趋势一出现便渐渐扩大增强。（一动而不可止者，势也。）
逻辑二：任何趋势达致极致时必穷尽而逆转。（物极必反。）
对于逻辑一，作用于交替原则的正面实现，趋势要求的自我实现诉求于局势演进的轨道化，祗有藉由交替变化中某一力量的不断强化，趋势才能实现自身；对于逻辑二，作用于交替原则的负面表述，趋势涉及张力之中两个相互对立的力量，是关切两个极端之间的摆动交替，因而张力中的某一力量之过分增强会产生反动，引导趋势演进朝向另一端的摆动演进进程。出发点或许总是微不足道与不能深究的，但它却是决定历史趋势的关键，因为它开启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趋势的演进、交替的逻辑，使得整个进程锁定向该方向发展，直到趋势的自我实现状态；但一旦张力中的力量达到了其无法超越之点，便进入下降状态，形成无可避免的败落与灭亡，而趋势藉由这一败落的进程，诠释其本身的交替性。
“势”是构成一个必然性概念出现的，见之于现况的局势，它造就一种客观约束性，限制了身处局势之人的选择性空间，见之于历史的趋势，它意味着一种必然性实现，在构成现实与过去的局势内部，推动现况朝向趋势的自发性演进。历史必然是张弛、伸屈、治乱、抑扬等张力之交替，这并非任何形而上学原理体现在时间上加以必然实现的作用产物，而是服务于进程的内在需要所产生的必然现象，因为其中正在其作用的正面或者负面因素，注定将走到尽头，而与之互补或对立的因素便会取而代之。整个进程是作为一种必然性，作为现况的一种内在性，在进程的演进中自发实现自身，任何抗拒则是徒劳的。
构成一种生成性的“势”，在生成变化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一种作为调整的力量，该力量使得人们针对于“势”之演进所诉诸的手段，构成一种有作用力的配置。总的配置的原则是，顺应这一客观必然性之“势”的自发演进，利用事态之推进中的趋势，让内在于现况中、构成“情势”所提供的布置自行实现，并助益于这一自发性进程的合时合宜，而“时间”构成了最关键的历史因素，被操作者加以体认与内化。王夫之认为，在顺应交替作用的趋势逻辑而言，存在两个普遍的道理，引以为定力与耐力的锚定：
配置一：任何变化发生改变之后，要顺应此种变化，需站稳与保持定力。
（必物之从而后所为以成。）
配置二：发生改变之前，需避免过度作为，避免过度的现象因物极必反而造成反向的过渡。（大张之余，必仍之以弛；大弛之余，必仍之以张。）
由是，在“势”的自发性演进中，是“天助人”，人也需自助，但自助须建立在对于“势”之演进趋向的顺应之上。所以，当“势在必得”而有利于己之时，人理想条件下应不做任何干预方为智慧，该智慧能使得“势”的自发性演进发挥最大之效力。任何不平衡之发展本身终将衰退，因趋势如往一方向发展，到了极致则必定产生“逆转”以成全最终的“交替”，故如果懂得这个客观到了必然逆转之地步，即因所有负面因素消解殆尽，而完全转向正面之方向时。人可以以最小干涉力之代价与成本，将情势藉助逆转之机制，引入有利于己之新方向，从而有效重构作为现实的“现况”。事情自然而然的来临之时，我们便能从现况内最佳的条件取得能力，藉由“势”的自然流程，成全自身的目的实现。因而，对于“势”的把握是第一本位，而人力主要立基于，顺应“势”的变迁之上，所具有的“等待的智慧”，诉诸一种耐力与定力。
如果将“势”的分析引入台湾问题，助益于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况的逻辑进程与趋势发展。台湾问题是处于两个“三角互动”之内的，就国际面向而言呈现出“中美台”三方的互动，而就两岸面向而言呈现出“共国民”三党的互动，两个三角的总体互动进程，决定台湾问题的深度、广度与进展之所在，而前一个三角重心在于“中-美”，后一个三角重心在于“统-独”。因此，对于现况及其内在趋势的理解，立基于两个三角内部所藴含的“势”之把握上，对其作“势”的提炼助益于更好理解现况的内在，与情势的未来趋势，并锚定自身的干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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