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外方面，以外交手段追求数字治理国际话语权
历史地看，拜登的网络空间政策并未突破奥巴马框架。2011年奥巴马政府发布《网络空间国际战略》，主张以“基本（权利）自由、隐私、信息的自由流动”为原则，从外交、国防、发展三个层面推动实现基于安全的网络发展和创新，并为国际网络空间“建章立制”。参选以来，拜登强调“恢复美国的全球和道德影响力”、提议举行“民主峰会”，数字与科技政策附有浓厚的公共外交意味。
与特朗普时期不同，拜登通过美欧峰会、G7峰会、美日印澳四方联盟（Quad）等多边机制与场合，试图以外交手段塑造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数字与科技政策。
数字治理方面，拜登政府求同存异，淡化特朗普时期与盟友在数字税、数据跨境、平台责任、反垄断方面留下的分歧，在硅谷与外国政府的涉外博弈中反应平淡，以组建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TTC）为抓手，推进美欧间监管政策制定和执法方面合作，迂回影响欧盟数字立法和执法动向。
科技政策方面，拜登政府转守为攻，一改特朗普时期以限制出口为主的防守姿态，将科技投入打包进疫情纾困、经济复苏等综合法案，推出“创新与竞争法案”、“芯片法案”、“基建法案”等，加强与盟友在技术和供应链方面的合作承诺，意图组建“民主国家技术联盟”，确保“硬科技”领先。
二、美欧数字政策的影响及全球性趋势
（一）产业与治理的对抗性下降，全球化巨头合规意识提升
作为全球布局、全球收割的最大数字产业利益既得者，美国主动开展数字治理的意愿先天不足，治理呈现被动与跟随特征。特朗普政府时期，随着美欧关系疏远和欧盟监管压力抬升，美欧数字博弈一度升级，典型呈现为欧洲多国对美平台企业开征“数字税”及特朗普扬言关税报复。“激荡”的跨大西洋治理风潮过后，如果我们从相对长期的视角看，产业与治理博弈的主线趋势在于，巨头们在全球范围内的“合规意识”系统性提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