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可以尝试利用法团主义民主的多元性，恢复香港政治和选举制度的利益整合功能。 |
中评社╱题：从二元意识形态之争到多元利益整合——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法团主义民主探索 作者：李浩然（香港），博士、太平绅士，香港特区政府基本法推广督导委员会委员、基本法基金会会长
尽管一直以来，《基本法》安排下的选举委员会制度都带有强烈的法团主义民主色彩。然而随着今次完善选举制度，选举委员会的作用被加强，连带法团主义民主理念的作用也被放大了。这样的尝试，不单旨在打破香港长时间二元意识形态对立，恢复健康选举制度应有的利益整合功能。同时也是希望通过以多元替代二元，修复香港社会的撕裂。幷巧妙地使多元的利益诉求，既能够参与到整个利益整合过程中，又不至于直接左右行政和立法的工作，为施政效率和民主下的互相讨价还价取得平衡，使政治运作能够尽快回复成为香港发展的推动力。
一、序言
过去多年，香港的政治，特别是选举生态，被二元化的黄、蓝意识形态斗争所骑劫，使民生凋零。随着状态已经到了不得不把相关的制度缺失修补，但香港自身又没有足够的健康机制去做出处理，全国人大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和最后的把关者，遂适时适当介入。这次介入最主要除了从政治伦理上明确“爱国者治港”的参政品格要求之外，也在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具体选举产生办法上，由全国人大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进行修改。有关的完善选举制度体现和遵循着《基本法》当中所定下的按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原则进行。既针对香港当下所出现的选举困局作出解决方案，也循着进一步优化法团主义民主的道路，为香港探索一套适合香港社会结构和文化、更能够使民主可以健康有效运作的选举制度。
其中对于选举委员会制度的完善，重新引起大众对这个制度和其背后民主理念的关注。这一方面增加委员数目至1500人，以扩大社会的参与和代表面。另一方面，选举委员会除了投票产生行政长官之外，根据今次的完善方案，还会负责选举产生一定比例数量的立法会议员；选举委员会在香港政治生态中的作用骤然加重。选举委员会成为了行政和立法关系的特殊纽带，通过间接模式使立法与行政的关系加强，从而寄望巩固和强化行政主导的制度安排。同时也把为数更多的民意代表，带入香港日常的政治运作中去。
二、香港二元意识形态之争下的选举困局
普遍选举（Universal Suffrage）幷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一般来说，是指一人（达到一定年龄者）一票的选举方法。普选之所以获得许多人的推崇与青睐，主要是由于这种选举模式产生的结果代表了所谓的普遍意志（General Will）。
然而，随着近年民粹主义在全球的复兴，使普选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民粹主义（Populism）是在19世纪俄国兴起的一股社会思潮，主张普遍民众的权益，相信普遍大众的智慧。民粹主义的基本理论包括：极端强调民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幷把普通群众当作政治改革的唯一决定性力量；通过强调诸如平民的统一、全民公决、人们的创制权等民粹主义价值，对平民大众从整体上实施有效管理。民粹主义主张依靠民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从根本上反对精英主义。认为掌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建立的制度和制定的政策损害普通民众的利益，因此民粹主义者往往都是反精英和反建制的。民粹主义者认为全球化对普通民众不利，对统治精英有利，因此也反全球化。
民粹主义者认为通过选票有可能改变他们反对的政府和政策。民粹主义所主张的一人一票，以多数票决的方法带来了民粹主义的核心问题，即决策的非专业性及盲目性。这直接导致普选制度可能衍生出“多数人的暴政”。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曾经提到，民主制度的最大优点是自由，但不顾一切过分追求自由的结果，则会破坏民主社会的基础，最终导致极权。从历史经验来看，假如民众一味相信自己的决策而自身又没有任何制约，那么个人的不良思维模式可能会上升为不良行为模式，乃至演变灾难。
今天的政治现实，是世界普遍性的意识形态斗争思维被强调和宣扬，幷因此强化了民粹主义的蔓延。这种意识形态斗争状况的世界普遍性，包括在香港，很大程度是源于美国在全球的对华政策。随着中国发展，美国认为中国将会对其霸权构成威胁。为了应对中国，除了在外交和军事等正式国与国之间层面进行对抗之外，还通过其所谓的软实力，利用文宣方式挑动不同国家的民众，产生对中国的负面感觉。从较远的“一带一路”，抹黑中国和沿线国家的正常借贷和贸易合作关系，说成是所谓的债务陷阱；到今天中国对其他国家基于人道合作提供新冠肺炎疫苗帮助，又被抹黑为进行所谓疫苗外交。很不幸地，香港社会也跌入到美国这套话语陷阱当中。香港一些参政人士，完全基于对中国的意识形态仇恨来进行政治工作。对内，他们尝试阻挠一切政府提出的政策，也因而有了反对派所谓的“35+”揽炒动员，其目的便是通过完全瘫痪政府和议会运作来追求其政治诉求。对外，这些参政人士在组织选举动员时，往往以挑动选民对中央和特区政府的仇恨为基础。这一类通过贩卖恐惧和仇恨的选举动员方式，跟美国以特朗普式选举动员为代表、或者是台湾蔡英文在2020年选举中向选民贩卖所谓的香港恐惧的选举策略，通过强化民粹主义获得选票有着非常相似的原理。
在香港，相关政治操作更进一步被两种不同的政制发展主张所激化。一部分参政者主张全盘西化，认为应该把西方模式的选举制度搬到香港。另一部分参政者则主张一种非殖化民主进程，主要内容体现在强调香港作为中国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特区的地位，需要跟中央政府互相协调和建立起互信关系、同时反思西方选举模式跟香港社会的契合度，不主张全盘西化。两种不同的主张，在美国以挑动对华仇恨的外交政策文宣背景下被激化。
事实上，民众在参与政治活动时，幷不可能达到专业和拥有完整信息的理性。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互联网的普及使用进一步放大了美国宣传信息造成民众情绪化、盲目化、极端化效果。在这种情况下，香港的选举制度，便要面临着因意识形态斗争而激起的民粹主义的弊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