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4月15日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强调要“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这与“十三五”规划提出的“服务业比重进一步提高”相比，发生了明显的改变。这一转变，是基于对国际国内环境变化和长期发展趋势的准确判断，对“十四五”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一
光明日报发表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杨虎涛文章分析，从世界范围看，以G7（七国集团）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经历了近30年制造业占比快速下降之后，近十多年来尤其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制造业占比下降趋势明显趋缓，部分国家已出现制造业占比上升态势。以美国为例，1980—1990、1990—2000、2000—2010三个十年内，美国制造业占比分别下降2.76%、3.73%和2.87%，但2010—2018年期间仅下降0.02%，2017、2018两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的年度增长率分别达到了2.65%和3.92%，制造业已开始止跌回升。而德国、日本的制造业占比近20年来基本保持稳定，在2010—2018年期间还保持了一定增长。
与此同时，在制造业占比从快速下降到逐步趋稳甚至上涨的同时，以G7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经历了近30年的服务业占比快速上升之后，近十多年来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服务业占比提高趋势明显放缓。同样以美国为例，1980—1990、1990—2000、2000—2010三个十年内，美国服务业占比分别上升5.57%、3.36%和3.37%，但2010—2018年期间仅上升0.88%。
在G7国家开始出现制造业止降回稳和服务业止升回稳的同时，以中、印、俄等为代表的金砖国家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占比则呈现另一种态势。1980—1990、1990—2000、2000—2010三个十年，金砖国家服务业占比普遍上升，但在2000—2010年期间开始趋缓，然而在2010—2019年期间，金砖国家服务业占比又再次快速上升。1980—1990、1990—2000、2000—2010三个十年，中国服务业占比分别提高了10.07%、7.41%和4.39%，但2010—2019年期间上升了9.74%。其他金砖国家也基本相似。从制造业占比看，2010—2019年期间，中国制造业占比从31.61%下降到27.17%，下降4.44%。印度下降3.31%，巴西下降3.28%。
这即是说，2010年以来，在西方发达国家制造业开始止降回稳甚至回升的同时，中国制造业占比在加速下降；在西方发达国家服务业开始止升回稳甚至下降的同时，中国服务业占比则在加速上升。2019年，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达到54.5%，比2005年提高了14.2个百分点。而中国的服务业中，高端服务业或生产性服务业占比较低，低效率的低端服务业、房地产与金融业占比过高。
二
文章认为，制造业占比在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份额变化，是技术变迁以及全球地缘政治态势变化等多种因素的综合结果。信息通信技术革命的兴起，直接推动了工厂全球化的发展，使制造业可以实现环节的空间拆解，从而使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能够快速融入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这是全球制造业“南升北降”的主要原因。但在全球制造业份额“南升北降”的过程中，不能忽视如下事实：
第一，世界银行2017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高收入国家仍贡献了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大部分，且仍是主要出口国。以美国为例，美国每年生产并运输超过12万亿磅的实体商品，其出口的70%左右是以制造业成品的形式完成的。与之相比，低收入国家在全球制造业就业中所占的份额高于他们在附加值中所占的份额。
第二，发展中国家的“过早去工业化”（即服务业占比提高而制造业占比下降）在某种意义上并非刻意为之，这是劳动密集型和加工贸易型制造业附加值与就业吸纳能力同时下降的综合结果。随着工业生产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优势大大弱化，使其难以获得更多制造业份额，这是2010年后许多发达国家制造业份额开始止跌回稳甚至开始上升，而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制造业份额开始停滞不前甚至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三，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份额下降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发达国家的制造企业将其服务环节剥离从而增大了服务业的份额，传统统计方式无法体现数字经济时代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依存关系等，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发达国家制造业的“衰减”。知名智库曼哈顿研究所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许多被称为“服务”的工作和经济活动实际上是“工业”的一部分。在制造业所涉及的经济和劳动活动中，有相当一部分（大约占20%～50%）按当前的统计口径被纳入了“服务”中。许多制造业工作（包括如操作和维护日益复杂的供应链或生产机器的中等技能的工作）并没有消失，而是在政府统计方法中从制造业“转移”至了服务业。
第四，在制造业份额“南升北降”的过程中，发达国家一直通过链主企业、关键部件制造技术、核心知识产权和工业标准等多种方式，控制着全球制造业的产业链和价值链。
三
文章表示，长期以来，制造业作为富国的扶梯、发展的引擎，一直受到理论和经验的双重检验，但随着现代产业中制造业服务化和服务业制造化的特征日益明显，制造业作为富国引擎的地位不断受到质疑，鉴于新型服务业资本密集度和技术密集度不断上升，并逐步呈现出制造业的规模经济和效率经济特征，且可贸易度不断提升，服务业成为新引擎的呼声日益高涨。
但对于服务业成为新引擎的这类观点，需要冷静审视，不宜过度夸大。无可否认，服务业制造化和制造业服务化是数十年来产业特征的典型变化特征，服务业对制造业的价值增值和价值实现的贡献日益突出。但在注意到服务业份额不断上升和其制造化特征日益明显的同时，还应注意到以下现象：首先，在产业关联性和溢出效应上，服务业仍比制造业弱，作为中间投入的提供者和使用者，制造业与其他行业的互动关联更加强烈和频繁，而且与服务业相比，制造业具有更高的就业乘数；其次，虽然制造业在发达国家所占份额不断下降，但制造业生产率增长仍高于其他行业，制造业始终是占研发投资份额最大的产业，美国制造业企业承担了私营部门接近70%的研发支出费用；再次，尽管服务业生产率增长和可贸易性不断提高，但仍未能超越制造业，制造业对整体生产率的提升和贸易平衡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最后，制造业的创新和服务业的创新存在重大区别，制造业的创新更多集中于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而服务业创新更多地集中于市场营销和组织创新这类“软创新”，对技术进步而言，制造业的作用更为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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