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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既是欧盟重要的经济伙伴、最大的商品供应者和销售市场，也是经济、技术的竞争者 |
中评社╱题：“中欧关系的新变化：人权外交、欧美协调及其限度” 作者：赵光锐（南京），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摘要】欧盟的对华认知正处于调整过程中。欧盟对中国的界定正在由原来单纯在机遇与挑战之间寻找平衡，向在不同政策领域的多元化定位转变。欧盟现在认为，中国既是重要的经济伙伴、最大的商品供应者和销售市场，也是全球治理的对话者，还是经济、技术的竞争者，制度和价值观上的对手。这种多面性已经在其对华政策中有了一定体现。欧盟想继续加强与中国在经济方面的务实合作，但是出于对中国制度性挑战的担忧，意图协调“跨大西洋价值同盟”，首先要在价值观领域展现一种战略自主和领导者的姿态，新的对华人权外交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中国、美国、欧盟是世界经济、科技、文化发展的三大中心，中欧关系在塑造新的世界秩序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近期来看，欧盟对中国的界定开始呈现多面性的特点，在继续将中国看作机遇的前提下，开始强调中国在经济、政治和价值观上的挑战性，原来以务实为导向的对华政策出现了更强的价值观因素。随着拜登政府上台，美国加强了与欧盟对华政策的协调，欧盟也在一定领域和行动上作出了回应，未来的中欧关系将面临更大的“美国因素”影响。跨大西洋的共同对华政策有其结构性障碍，中欧依然拥有发展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的条件，中国可以采取积极行动，主动塑造和引导中欧关系的健康发展。
一、欧盟新的对华人权外交
近几年来，欧盟的对华认知正处于调整过程中。欧盟对中国的界定正在由原来单纯在机遇与挑战之间寻找平衡，向在不同政策领域的多元化定位转变。欧盟现在认为，中国既是重要的经济伙伴、最大的商品供应者和销售市场，也是全球治理的对话者，还是经济、技术的竞争者，制度和价值观上的对手。这种多面性已经在其对华政策中有了一定体现。欧盟想继续加强与中国在经济方面的务实合作，但是出于对中国制度性挑战的担忧，意图协调“跨大西洋价值同盟”，首先要在价值观领域展现一种战略自主和领导者的姿态，新的对华人权外交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2020年12月，欧盟仿照美国制定了《马格尼茨基法案》，建立了欧盟全球人权制裁的实施框架，制裁俄罗斯和中国是该制度建立后迈出的第一步。中欧、中德之间早就建立了制度性的人权、法治对话机制，但是这次欧盟抛弃成熟的对话渠道，直接采取单边制裁行动，是30多年来的首次，因而遭到中国坚决反制。
当然，欧盟藉所谓新疆人权问题制裁中国，受到美国的一定影响，但总体上是一个“独立的决策”。美国炒作所谓新疆人权问题是想搞乱中国，同时影响“一带一路”倡议，因为新疆是陆上丝绸之路和中巴经济走廊的关键点。全世界穆斯林人口众多，“一带一路”的一些重要节点，如印尼、中亚、土耳其、中东，都是穆斯林区域，美国可以藉新疆问题把中国在穆斯林世界的形象搞坏。欧盟不象美国有明确的地缘政治目标，主要是从人权观念出发，但是在客观上配合了美国的行动。2020年11月，欧盟委员会通过了《应对全球变迁的新欧盟-美国议程》，其界定的欧美“新关系”，主要体现在对欧盟的新定位上。文件反复强调了一个“更加自信和有能力的欧盟”，开头特别引用了欧盟外交和安全高级代表博雷利的话：“一个有能力和战略意识的欧盟是美国的最佳伙伴，也是我们自己需要的。”欧盟认为，除了军事、安全和外交能力，战略自主还包括独立捍卫欧盟模式和民主、人权等核心价值的能力。制裁俄罗斯和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是为彰显在捍卫价值观方面的全球领导力和自信心。
早在20世纪90年代，欧盟就已将人权干预理论和人道主义保护理念引入到实际的政治和安全实践中，将干预性的权力保护和选举监督合法化。这与世界大部分国家坚持的不干涉原则和对传统的国家主权的理解截然不同。欧盟将这种理念运用在一些中东欧国家，通过将它们纳入欧盟，达到了“改造”它们的目标。但是近十几年来，欧盟依然想将这种“欧洲化”的模式运用到无法被接纳为成员国的那些周边国家，依然将价值观和制度标准放在周边外交政策的首位。这种方法幷不适用于在发展水平、政治制度、历史文化等方面与欧盟有巨大差异的周边国家，因而变革的效果极“不理想”。欧盟在对这种进程失去耐心后，追随美国直接在北非、中东、乌克兰等制造或支持“颜色革命”、“茉莉花革命”、“阿拉伯之春”等，甚至诉诸武力推翻既有政权，最终收获了恶劣的地缘政治环境。在当今世界美、中、欧、俄四大力量中心中，欧盟的周边安全环境最为恶劣，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欧盟与美国联手制造了一个环绕自身南部和东部边界的“失序地带”，随之而来的难民危机、治理危机和恐怖主义扩散已经严重冲击了欧盟内部秩序。同时，为展现战略自主和欧美团结，欧盟对俄罗斯这一最大邻国在意识形态、民主化等问题上也展开了新一轮的施压，明确聚焦于制造俄罗斯的内部动荡和政权更替，这使欧洲东西方向的战略对抗进一步加剧。可以说，“慕虚名而招实祸”是欧盟以制度和价值观为主导的周边安全治理模式失败的生动写照。
特朗普时期的中美关系历史证明，紧密的经贸关系既是大国间协调合作的“压舱石”，也有可能成为对抗的主战场，这主要取决于一国的政治选择。现在，欧盟试图也在对华关系中提升制度和意识形态竞争的强度，甚至想用单边人权制裁的这种咄咄逼人的方式“强迫”中国接受其价值观。这种对华新的人权外交方式，已经对中欧战略互信以及经济关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例如历经七年完成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正面临欧盟内部一些人的“道德压力”，欧洲议会暂停了协定的审议会议。在此之前，欧盟就已受美国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政策的影响，提高了在资产、技术和基础设施领域外来投资的安全标准。但是，如果欧盟不能延续过去务实的外交路线，而将政治制度、民主、人权等作为对华外交的“政治正确性”和优先事项，那么欧盟对华战略就会丧失灵活性。欧盟对华人权外交不仅无法达到其设想的所谓价值观目标，而且将会严重损害自身的战略利益。
二、拜登政府上台后的欧美对华政策协调
欧盟意识到中国崛起之势不可阻挡，全球地缘政治的调整不可避免，中美关系将是左右新的全球秩序的主要因素。在此背景下，欧盟如果不想被进一步“边缘化”，其战略选择只有关键的两点：一是继续增强集体行动能力和内部团结，尤其是提升欧盟的战略自主能力；二是对外发展新的伙伴关系，通过强化跨大西洋联盟来维护欧美共同利益。拜登上台后欧盟表现出积极与美国修复关系的热情，欧盟委员会近期制定的《应对全球变迁的新欧盟-美国议程》，可看作是欧盟主动与美国合作的指导性文件。倡议聚焦于欧美利益交汇的领域和集体影响力可以得到最好发挥的领域，以及那些需要全球领导的领域，对华政策协调就是新形势下跨大西洋合作的最重要内容之一。这种对华政策协调可能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
一是欧美都担心被中国超越，害怕中国威胁它们在全球生产分工、产业链和技术上的高端地位，在把中国限制在产业链和技术底端方面有共同利益。欧美在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中都有改变所谓“不公平竞争”、“不平衡”、“不对等”的要求。因而，在贸易、投资、技术、金融方面以及在世界贸易组织内部推动针对中国的新规则，是欧美最有可能取得实质性合作的领域。新欧盟-美国议程也把“技术、贸易和标准”作为欧美合作的核心领域之一，提出要共同领导世贸组织改革，建立一个新的欧盟-美国贸易和技术理事会以促进贸易，制定兼容标准和促进创新，制定共同的跨大西洋方案来保护关键技术，首先讨论5G等。
二是继续强化欧美同盟在西方联盟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以应对全球力量格局的变化。对于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的崛起，欧美有着同样的焦虑，都担忧欧美主导的国际体系遭到侵蚀，要维持西方在世界秩序中的主导地位。欧洲和美国是近代相继出现的两个主导世界的力量中心，当双方都感受内部秩序出现问题和实力的衰退时，会更希望相互藉重，彼此支撑。拜登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明确指出，面对与中国的长期的战略性竞争，美国、欧洲和亚洲的盟友必须共同做好准备、协同努力，而跨大西洋联盟是美国实施新的对外战略的基石。因此，美国有意引导北约和欧盟将力量重心向印太地区转移，在对华关系上强调运用同盟关系这一美国最大的“战略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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