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业利润丰厚，众多富商趋之若鹜，房地产商更乐不思蜀，不愿长期或集中投资难以吹糠见米的制造业、尤其是风险较大的创新科技产业。香港房地产价格逐年攀升，加重各行各业的成本负担，造成一花盛开百花残的困局。进入21世纪，实际支撑香港经济繁荣的是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其中金融业又紧紧攀附房地产业，银行的巨额贷款及其收益和房地产业息息相关。不断飙升的房地产价格导致生产成本高企，香港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大多难以在本港立足发展，只好迁移到毗邻的深圳等内地。本港经济因而无法培育新的增长点，香港回归后试图启动以创科产业为先导的战后第三次经济转型，至今仍停留在纸面上，鲜有实际成效。
基于全力追逐房地产业暴利、不愿在本港投资新兴产业的保守落后性，当今港式资本主义已经实现少数房地产业豪富家族对本地市场的基本垄断，香港经济形成对外贸易自由，本地市场却受制于垄断资本的困局。豪富家族拥有庞大的土地储备，主导全港房地产业，在此基础上还投资乃至控制本港公共事业，如公共交通、电讯、能源、电气、超市等行业。房地产商之间形成彼此默契的卡特尔联盟，共同提高行业准入门槛和行业集中度，打击新兴或外来的竞争者。港人衣食住行等开支几乎都落入香港首富之手，港人因此戏谑香港是“李家城”。
华商富豪垄断经济的结果，导致香港成为世界发达经济体中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地区。2017年6月，特区政府统计处五年一度地公布反映贫富收入的基尼系数（香港称作坚尼系数）：2016年香港基尼系数上升到0.539，达到45年来的新高点，高于因贫富悬殊而动乱不已的非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2017年全港贫穷人口达137.7万人，贫穷率占全港人口730万人的20.1%；即使政府以综援、长者津贴、低收入在职家庭津贴等恒常现金政策补贴，在计算口径上将贫穷人口减至101万人，贫穷率减至14.7%，当年全港贫穷人口仍然从2012年起连续5年超过100万人。2019年，全港贫穷人口增加到149.1万人，贫穷率上升到21.4%，贫穷人口创2009年以来11年来的新高，贫穷率创2010年以来新高。纵使政府投放各种补贴，当年贫穷人口仍超过109.8万人，贫穷率高达15.8%，表明香港贫穷状况进一步恶化。
更有甚者，港商豪富在21世纪初实现对本港市场的基本垄断，窒碍20世纪下半期一直存在的劳工阶层努力拼搏便可改变贫穷宿命的向上流动空间，致使香港大中学生的多数人面临毕业后难以自立而成为新贫穷人口的困境。刚就业的年轻人月薪约一、两万港元，扣除房租、伙食之后所余无几，即使困窘，也不够资格领取政府福利救济金。多数青年学生走出校门甚至未出校门，便要与贫穷为伍。前途无望，内心不忿，“揽炒（同归于尽）”之心，油然而生。要化解年青一代的过激积怨，还需要对症下药，开出消解港式资本主义激化贫富悬殊的治本良方。
在房地产业富豪垄断本港市场的过程中，特区政府疏于防范，举止失误，遂使垄断畅通无阻。2006年2月，特区政府取消港英政府自1915年起一直开征的遗产税。该项遗产税向来对750万元以上的财产继承开征，最高税率为15%。取消此税种，不仅削弱特区政府据以纾解民困的能力，而且保障豪富家族的世代传承，固化贫富悬殊。2014年，瑞士银行和研究机构Wealth-X发表《2014年世界超级财富报告》，指出香港拥有3000万美元以上资产的富豪共有3335人，合计拥有全港接近60%的财富；其中45%即将近一半的富豪全靠继承家族资产致富。香港富豪受惠于特区政府取消的遗产税，特区政府却招致社会舆论对官商勾结的抨击。
2006年，特首曾荫权在香港部分舆论压力下，作出一项放弃监管资本垄断的重大决策，宣布不再沿用港英政府制定的积极不干预政策（positivenon-interventionism）。该项政策在20世纪70年代由财政司夏鼎基提出，旨在重新界定政府处理自由经济的原则：即在正常情况下，政府不干预经济的自由运作；但当经济出现问题，政府就要干预。干预的首要问题是：由于市场的不完善而引致垄断出现。显然，积极不干预政策是港英政府维护自由经济、化解垄断等经济问题的政策，包含有“积极的”而非“消极的”内核。可是，反对此项政策的舆论只作望文生义的宣传，就在抛弃殖民管治污水的名义下，将政府理应干预垄断的责任也一起抛掉了。结果，数年之后在香港出版的一本披露香港房地产业垄断内情的中译英图书，将一个入木三分的概念广泛传播，引发共鸣，这就是：地产霸权。④
爱国爱港议员居多数席位的香港立法会，同样袒护港式资本主义的原始落后性。其中典型案例，就是多年来建制派的议员一再否决同为建制派的工联会议员提出的要求制定标准工时议案，遂使香港成为当今世界上极为罕有的坚持拒绝立法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经济体。八小时工作制是19世纪80年代后期国际工人运动争取的目标，促使美国政府率先立法实施。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立法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在香港，1925年爆发的省港大罢工向港英政府提出六项要求，其中一条就是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至今，八小时工作制在美国率先立法和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立法已经100多年，在香港最早吶喊的工人要求也将近100年。香港立法会中维护资方利益的多数议员却依然振振有辞，一再否决代表劳方代表要求制定的标准工时议案。港式资本主义顽固延续其原始落后性，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四、港式资本主义的前景思考
“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这是写在1990年公布的香港《基本法》“总则”第五条的文字，也是中国政府实行“一国两制”的庄严承诺。
《基本法》公布至今已经30余年，香港回归祖国、实施《基本法》至今也将近24年。在此期间，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已经发生根本性的重大变化：华商体现的港式资本主义已经取代英商体现的英式资本主义，成为香港资本主义的主体；港式资本主义已经在香港回归后的本地市场，将原来一以贯之的自由经济，转化为以房地产商为主导的垄断经济；港式资本主义的垄断已经加剧香港贫富悬殊，固化阶层世袭，窒碍普通市民努力拼搏以开拓向上发展的空间，造成民怨鼎沸，社会动荡；别有用心的势力乘机煽风点火，将“港独”、“反中”作为民怨的宣泄口，酿成近年接二连三爆发的种种事件。港式资本主义的内在症结，还导致香港在与内地经济合作中，从先前的龙头地位，蜕变为车轮角色，而且很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从牵引轮继续蜕变为被动轮。
在这种情况下，倘若继续以“五十年不变”的宣示，对正在劣变中的港式资本主义症结不闻不问，允许其“马照跑、舞照跳”，而专注于以国安法震慑反对势力，以爱国主义教育整合港人民心，固然可以迅速恢复香港社会秩序，却难以恢复先前依靠自由经济创造的长期繁荣和稳定。因为经济是一切社会问题的基础，自由经济是香港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运用正确的经济手段，化解垄断，恢复香港自由经济的生机，才能从根本上化解港式资本主义垄断造成社会乃至政治问题的根本症结。
港式资本主义的内在弊端加剧贫富悬殊，属于经济问题。贫富悬殊激起的民怨民愤，却容易演变成为社会、政治的动荡。以政法和教育手段可以平息这类动荡，却不能化解酿成这类动荡的经济根源——港式资本主义的内在弊端。
量化港式资本主义加剧香港贫富悬殊的基尼系数，已经在2016年上升到0.539，超过当时因贫富悬殊而动乱不已的非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到2022年，特区政府统计处将五年一度地公布2021年的香港基尼系数。如果有关各方仍不亟谋反省与诊治港式资本主义弊端之策，相信2022年公布的香港基尼系数将继续有增无减。超高基尼系数历来是社会动荡的预警号，贫富悬殊的民怨累积难消，还有可能以新的方式宣泄出来。中美博弈的演进也影响港式资本主义的未来路向。在半个多世纪之前的冷战时代，香港既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制裁中国的前哨，也是中国有意保留的通向世界的窗口和桥梁。如今，香港成为中美博弈的交锋地之一。港式资本主义连接发达资本主义的固有优势，正受到中国与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博弈风云的制约，其固有的原始落后性因而完全裸露。香港加快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国际经济衰退造成对外贸易的亏损，但近10年来众多劳动密集型港企撤出珠三角的前车之鉴，已经证明港式资本主义若不改弦易辙，实在难以再度融入早已时移势易的大湾区。
显然，放任港式资本主义劣变的“五十年不变”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既然不能再以“不变”应对其“劣变”，就需要思考如何促进其向有利于促进香港经济恢复繁荣稳定的方向改变。
首先需要组织力量，深入调查研究港式资本主义的历史与现状，从国际联系、行业选择、劳资关系等方面客观评价其优劣，形成敦促港式资本主义自我反省、自我完善的社会舆论。同时从顶层制度设计和具体政策实施等层面，商议制定稳妥化解港式资本主义垄断激起民怨和社会动荡的各项经济政策，努力将已经劣变的港式资本主义引导回自由经济的正轨，恢复其先前推动香港经济长期繁荣稳定的积极功能。
为此，建议尽快设计与开征旨在化解“地产霸权”和房地产炒卖活动的反房地产暴利税种，如增值税、空置税等，以便增强政府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能力，形成地产难炒、住房不炒的政策氛围。建议下定攻坚而非回避的决心，谋划破解地产商囤地牟利的综合方案。尽快解决政府难以觅地以大规模兴建公屋、居屋的紧迫难题，缓解众多市民的住屋需求。建议制定与实施抑制本地市场垄断的政策措施，制止垄断资本的恶性扩张，扶持创新科技产业和众多中小企业的发展，恢复自由经济的活力。
经受近两年人祸、天灾的接连冲击之后，香港正在中央主导下治疗社会与人心的创伤。值此拨乱反正之际，倘能以两条腿走路的步伐，在加强政法震慑、重构管治机制与加强爱国思想教育，促进港人对“一国”即祖国认同的同时，开始全面反省、诊治和化解港式资本主义这“一制”的内在弊端，逐步解决香港贫富悬殊导致民怨郁结、社会不稳的深层次矛盾，俾港式资本主义与内地社会主义这“两制”在“一国”框架下继续并行不悖，各创佳绩，则香港幸甚，国家幸甚，“一国两制”幸甚！
注释：
作者简介：莫世祥，香港树仁大学历史系全职教授，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退休教授，暨南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兼职研究员。在香港讲授香港史、香港经济史、中华民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课程十余年。
①杨奇主编：《香港概论》，香港：三联书店，1990。
②魏磊杰：《香港管治困境的症结与出路》，北京：《国际政治研究》（双月刊）2017年第1期。
③陈晓舒、李映民：《珠三角“逐客令”》，北京：《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第25期。该文在小标题“30年魔咒”之后称：“莫世祥在他的《开放经济的比较优势——珠江口特区群及台湾的实证》一书中表示，台港澳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历程表明，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经济的比较优势一般都不超过30年。这成了广东省政府心头的伤痛。”
④Poon, Alice (2005) : Land and the Ruling Class in Hong Kong, Richmond (BC). 中译本：潘慧娴：《地产霸权》，香港：天窗出版社，2010年。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1年6月号，总第28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