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台湾中间选民的认识误区
既然中间选民一边倒地支持蔡英文，是蔡英文高票连任的关键因素，那么认为蔡英文小胜的选前评估意味着，我们对中间选民的认识存在诸多误区，对其投票倾向把握不足。应该说，近些年来广泛流传的几种对中间选民的似是而非的论断是导致选举预测出现偏差的重要原因。这些论断主要有：中间选民对政治冷漠；中间选民是理性选民，主要关注经济民生议题；中间选民在两岸议题上更多支持国民党；中间选民中的年轻人对执政当局不满，是天然的反对派等。事实证明，真实情况远非如此，此类论断幷不科学。现针对每一论断具体分析如下：
（一）中间选民对政治冷漠？——过去可能如此，但现在已发生变化。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研究指出，当前，一个全球性的趋势是，制度性的权威正在销蚀，民众介入政治正在兴起。其表现之一是，年轻一代幷没有变得冷漠，恰恰相反，他们正变得对政治越来越有兴趣。他们希望得到更多的发言权，强调政治表达的自由，寻求更加直接有效的政治参与方式——参与抵制活动、游行示威和罢工等。⑤非传统的、挑战精英的行为日益上升，这一行为也更为符合时下自称“中间选民”的行为方式，台湾地区的“太阳花学运”即是鲜明例证。
这一趋势在传统的投票方式中亦得到了证明。此次台湾选举中，香港扮演的整体角色固然有待商榷，但无疑是民进党动员年轻选民策略的关键。在两岸关系和统“独”议题成为选举主轴后，民进党把握每个机会搬出香港，大肆宣扬“今日香港，明日台湾”论调，让年轻选民认为这是场生死攸关的选战。此次投票率高达七成五，较四年前提高了近九个百分点，其决定性关键，就是一向被视为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年轻人都站出来投票，从而将蔡英文送上连任舞台。
（二）中间选民是理性选民，主要关注经济民生议题？——由于台湾社会的特殊性，理性选民关注的首要议题不是固定不变的。
将台湾地区历次选举进行动态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选举主轴的变化深刻影响着中间选民的投票倾向，在中间选民关注重心的排序中，“主权”、安全、经济发展、社会分配等议题是不断变动的。
由于台海两岸现状处于一种非正常状态，台湾选举与两岸关系存在直接关联性，与两岸相关的议题与人们的情感利益需求紧密相连而蕴藏着巨大的催票潜能，事实上成为了2008年及以前几次地区领导人选举的主导议题。到了2012年，过去经常被当作社会动员主轴的“统独之争”相对淡化，选举主轴让位于经济民生议题。2016年，民进党通过主打世代正义、阶级分配与强调马英九执政无能，使得两岸议题退居二线。诚如台湾学者吴玉山所言，“台湾两大政党的竞争轴线，已经由传统主打‘统独、族群认同’转向‘经济价值’”，他认为这是“分配与认同分庭抗礼”的政党竞争典范转移。2020年，受到中美战略博弈、香港“修例风波”等外部因素影响，两岸议题重新回到一线，“主权”和两岸关系成为大选主轴，经济民生与政府治理绩效显然不是中间选民做出选择的主要依据。有学者甚至认为，此次选举实际上是两种民粹主义对决，而结果是保护“主权”的民粹主义彻底击溃庶民经济的民粹主义。
（三）中间选民在两岸议题上更多支持国民党？——“太阳花学运”后国民党在两岸议题上的优势就已不存在。
两岸议题是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的重要议题，过去国民党在两岸议题的竞争上一直占据相对优势地位，民进党如何面对和调整两岸政策的问题则一直被讨论。但2014年后，随着国际形势、岛内政治生态和社会氛围的变化，两岸议题对国民党和民进党而言逐渐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国民党在两岸议题上的优势已不复存在。
一场“太阳花学运”引爆了全台“仇中”思潮，疏远大陆的民进党瞬间成为了“政治正确”的一方，而过度“亲中”则成了马英九的重大“罪状”之一。民进党不断鼓吹马英九的大陆政策是导致台湾社会经济不平等的根源，从而将学生和中下层百姓的愤怒和不安的矛头转移到大陆身上。于是，“太阳花学运”成为台湾政治发展的分水岭，让台湾人看待两岸议题时，除了原本的统“独”差异外，增加了社会经济倾向的不同。2016年民进党通过主打世代正义、阶级分配，已使民进党在两岸议题的总体得分，开始超越国民党。
到了2020年，两岸议题的地位明显提升。台湾主流民意的统“独”立场是主张维持现状，这也是中间选民的代表性看法。具体而言，他们反对“急独”和“急统”，既害怕“台独”会引起战争，威胁其生命和财产安全，也害怕“急统”导致现有生活方式遭到改变。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蔡英文从拼党内提名开始，抓紧大陆倡议“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及香港“反送中”机会，制造“恐中”、“反中”情绪，获得提名后，更进一步塑造自己勇于维护“主权”的“辣台妹”形象。在此基础上，蔡英文频繁使用“中华民国台湾”这一新创名词，“双十演讲”中更是大篇幅加以诠释，尽可能争取中间选民的支持。选举结果及选后民调皆显示，蔡英文及民进党的两岸基本政策立场得到了部分中间选民的认同，与此同时，国民党所主张的“九二共识”被污名化，甚至成为国民党败选的首要检讨对象。
（四）中间选民中的年轻人对执政当局不满，是天然的反对派？——台湾年轻人的公民批判性特征幷不明显，主要因台湾社会发生的代际价值观转变及民进党相对“进步”的政党形象所致。
选民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与其年龄有着显着的关系，有学者以“世代效应”这一概念来对此进行解释。其立论以为，成长环境、社会经验、生活价值、政策诉求等的差异，决定了不同年龄群体的政治取向。通常认为，年轻世代一方面对政治体系的认知较为薄弱，另一方面较具理想性，因而容易站在执政当局的对立面。但是，有学者实证研究指出，面对民进党当局诸多不当施政，台湾的批判性公民确实出现部分批判性倾向的特征，但这些特征幷不如预期的那样集中在年轻人身上，反而多为年纪较长的民众。年轻公民的态度与选举竞争的作用，为台湾的民主正当性前景带来隐忧。⑥
之所以如此，与台湾社会发生的代际价值观转变及民进党在台湾年轻人心中的政党形象有很大关系。罗纳德·英格尔哈特认为，现代化进程与后现代化进程形塑着现代社会的成员，影响着社会成员的需求层次以及立足于需求层次基础上的价值观。物质主义价值观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集中呈现现代社会的需求方向和两种基本价值观形态、两种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及其代际转变。英格尔哈特强调，代际价值观转变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⑦台湾社会在近几十年里经历了足够的经济增长，较年轻的群体在其成长阶段里经历了明显较高的经济安全，已发生明显的代际价值观转变，年轻群体中后物质主义者比例要大于其他年龄群体，其更关注自由、平等、公正等普世价值。
与此同时，民进党自成立之日始，一直扮演着台湾弱势群体代言人的角色，是一个中间偏左的政党。林佩婷研究发现，民众对于政党擅长处理的议题有既存印象，认为拥有某议题所有权的政党比较能处理好该议题。例如，在“两性平等”与“社会福利”议题上，民进党明显拥有所有权。⑧蔡英文上台后，重用年轻人才，使得此次“立委”选举，民进党候选人平均年龄约38岁，比国民党候选人小了近25岁。更为重要的是，蔡英文及民进党积极拥抱年轻世代追求的“进步价值”。年金改革、同婚、反核等诸多争议政策，民进党都是站在年轻世代所重视的价值一边，因此年轻世代不仅没有站在执政当局的对立面，反而将选票投给了民进党。
四、结论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安东尼·唐斯在其代表作《民主的经济理论》指出，政党和选民作为政治当事人皆服从基本的“理性人”假设，他们都理性地追求定义明确的特定目标。政党参与选举的目的是通过谋求选票最大化而获得执掌政权的机会；绝大多数选民也是理性的个体，在投票过程中表现出的偏好是其自身利益倾向的表现，他们通常将票投给认为最能代表其利益的政党。⑨既然候选人及其政党选票最大化的需要决定了中间选民的重要地位，那么认真分析、科学对待台湾中间选民参与投票所蕴含的情感和利益需求，就应该成为我们开展两岸交流、争取中间选民的立足点。
注释：
①主要参见王中天：《中间选民的类型及其投票行为：台湾2008年“总统”选举的观察》，《选举与研究》（台湾），2010年第17卷，第2期；庄天麟：《我国独立选民的发展变迁：1989-1999》，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朱晓玉：《我国独立选民投票行为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胡幼伟等：《台湾中间选民社会背景、心理特质与传播行为分析》，《选举评论》（台湾），2007年第2期；余忠威，《台湾独立选民之研究：2004年与2008年“总统”大选的实证分析》，硕士论文，2012年等。
②刘正山、蔡艾真：《中间选民的迷思与隐性选民之政党倾向初探》，《台湾政治学刊》（台湾），2016年12月，第二十卷第二期，第65-123页。
③吴欣禅，《独立选民的类型、政治行为与态度一以台湾2008年总统选举为例》，硕士论文，2010年；刘正山、朱淑桦，《不中间的中间选民》，《东吴政治学报》（台湾），2012年第三十卷，第4期。
④张慧芝、廖达琪：《2016选举透露出台湾政治新趋势》，《台湾研究》，2016年第1期，第13页。
⑤[美]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着，严挺译：《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⑥黄信豪：《再探台湾的“批判性公民”：2008-2016》，《选举研究》（台湾），2020年5月，第二十七卷第一期，第39-84页。
⑦[美]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着，严挺译：《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0页。
⑧林佩婷：《谁支持婚姻平权？》，《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台湾），2020年6月，第三十二卷第二期，第207-238页。
⑨[美]安东尼·唐斯着，姚洋、邢予青、赖平耀译：《民主的经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1年6月号，总第28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