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顶层结构。在顶层结构层面，拜登继续沿用自系统结构，试图维持全球秩序表面上的稳定。而这也就是“底线”秩序中“底线”的用意所在。所谓“底线”，也即建构一套基本的规则体系。这套规则体系不再是像“自系统”那般的悬临在世界之上，将全世界都囊括在其下。这套规则体系祇有简单几条，对一些重要问题作出规定。所以，它祇是一套基本规则体系，而不是“自系统”。
在建立这套基本规则体系后，哪怕世界出现动荡，也不至于超越“底线”，出现破坏性的不确定性。于是，在世界秩序的顶层，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专属于表面上的稳定性。但是，这种稳定性是专属于表面上的，而不是同时属于秩序内部的。这就像一条结了冰的大江，纵然冰面下暗流汹涌，但冰面上却暂时看不出分毫。
也正是因为此时“底线”秩序祇能确保表面上的稳定，所以，我们应准确地称这一时期的秩序祇具备“稳定性”，而不应认为它具备“超稳定性”。毕竟，它是无法自我维护的，稍有不慎，它就会自我毁灭。
第二，底层结构。在底层结构层面，因为拜登无力回天，所以祇能任由不确定性泛滥开来。比如，拜登无法控制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也无法阻止新冠疫情的不断变异幷加速蔓延，所以，祇能任由新冠疫情扩散带来的不确定在全球各地再三出现。
不仅如此，拜登甚至还利用，乃至直接在底层制造不确定性，以巩固顶层的稳定性。在拜登看来，既然自己所代理的西方资产者集团目前还稳固地处在顶层，而顶层又具备稳定性，那便无需考虑底层具备怎样的不确定性。甚至而言，这种属于底层的不确定性是可以为顶层的稳定性的获取提供基础。比如，当同属于底层的不同群体之间爆发了冲突，祇要这种冲突不转化为核战争，而是仅限于常规战争的范围内，那处于顶层的西方资产者集团便可以因为底层的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而同时除掉两个对顶层地位的觊觎者、威胁者。更有甚者，西方资产者集团还可以因此向冲突的两方或一方出售武器装备、基础物资，小赚一把。
所以，在拜登的全球战略布局中，顶层是专属于西方资产者集团的，具备稳定性；底层是属于其他群体的，具备不确定性。底层的不确定性服务于顶层的稳定性，为顶层的稳定性的获取提供基础；顶层的稳定性延续底层的不确定性，为底层的不确定的产生提供土壤。这就是拜登的“底线”秩序的主体内容。
顺便一提，“底线”秩序的这个复式结构已经不是传统的辩证法可以解释了。传统的辩证法祇解决矛盾两极之间的关系问题，采用的是一种平面形式结构，而这个复式结构明显已经超越了矛盾两极关系的范畴。它已经进入到立体形式结构的范畴，解决的是多个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所以，政治哲学的基本分析工具有待大幅革新，辩证法有待加入新的内涵。
四、中国可能的应对之策
在美国布置的“底线”秩序中，中国明显处在底层结构。这即是说，拜登希望以不确定性来遏制中国，从而为顶层创造稳定性。而对于拜登的这一秩序安排，中国也可以采取某些措施加以应对。
这要分析“底线”秩序的特点，找到有针对性的破解之法。具体而言：
首先，避免进入底层结构，规避不确定性之影响。诚如前述，“底线”秩序的一大特点，就是处在底层的各方因为矛盾而相互争斗。如此，源自底层的不确定性便转化为属于顶层的稳定性。
针对这一特点，中国可以采取的策略是，在前期暂不参与争斗，不主动进入底层结构。如果中国不主动进入底层结构，就能为自己赢得一个较短的窗口期。这个窗口期将会表现出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对中国而言，外部动荡，内部稳定。这即是说，在这一时期，中国将不断面临美国的施压。美国将通过各种手段挑动其他国家与中国之间发生矛盾，以推动中国入局。所以，在外部，中国将面临大量的不确定性。
但是，对于这种不确定性，中国祇是表示口头回应，而幷不真正采取行动。中国当明白，因为“底线”的存在，中国将幷不面临超量的不确定性风险。所以，中国祇要守好国门，就可将不确定性维系在可控的范围内。这便是要充分利用美国的“底线”秩序的特点，来做出应对，以令美国的全球战略变成无用之物。
与此同时，正是因为外部不确定性对于中国而言是可控的，所以，这也就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时间窗口，使得中国可以在内部维持相对的稳定性。比如，中国因为采取严防死守式抗疫而获得了一个内部稳定的环境。如此一来，中国便可抓紧时间调整内部结构，包括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等，从而为未来的积极入局做好准备。
这一调整的过程对于中国而言十分关键。未来中国与美国博弈之基础，就在于这一准备阶段之成果。换句话说，这一准备阶段取得何种成果，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中国所能达到的历史高度。
其次，开展积极的外交、公关宣传，揭示美国才是世界矛盾与冲突的根源。虽然中国要规避进入底层结构，但这幷不是说中国不要开展积极的外交、公关宣传活动。相反，在这一阶段，中国要主动开展大量的外交、宣传活动。在这些活动中，中国要向世界揭示，美国的“底线”制度的本质就是在底层不断挑起矛盾、冲突，以维持顶层的稳定，即坐享渔翁之利。比如，揭示因为美国抗疫不利，才导致疫情的全球扩散，而美国的医药集团趁机通过出售药品和疫苗，谋取了超额的利润。
这种外交、公关宣传活动将因为其对事实真相的揭示而逐渐深入人心。到头来，美国非但不能遏制中国，反将因为在全球各地不断制造不确定性而遭到反噬。人们将发现美国是灾祸的源头，幷因此失去对美国的信任和对美式价值观的追捧。由此，中国也将获得一个有利于自身的外部大环境。
再次，“底线”秩序有一个特点是兼具稳定性与不确定性。这即是说，它处在自系统秩序与不稳定秩序之间，幷不是一种绝对稳定的独立节点秩序，而祇是一种暂时稳定的过渡性秩序。而既然它是一种暂时稳定的过渡性秩序，那它就会时常处在前后变动的压力之中。
凡是欲掌握这种秩序者，都会面临一个巨大的难题，即分寸拿捏。掌握这种秩序者，向前走多半分，便会遭遇建制派之集体反对，而如果向后多退半毫，便又会面临保守派与平民群体的一片咒骂。
而作为一个遭受美国制衡之国家，自然可以利用“底线”秩序的这一特点，做一系列短线操作，以推动美国内部矛盾激化之策，来为自己在短期内谋取一个在某一个方面相对利益的外部环境。比如，当制衡者向后多退半毫，而令保守派财团与平民群体不满时，我们自然可以延揽保守派财团与平民群体，与他们开展一些经济上的合作，幷藉此形成对内的压力，以迫使制衡者释放出对中国较多的善意。
不过，这一策略祇能提供短线上的便利，却无法提供宏观局面上的持续性改善。所以，此策虽可见速效，却不可久用。根本之道，还是在于其他三策。
最后，积极入局，通过各种手段，直接或间接地扩大针对顶层的不确定性，以反制美国的“底线”秩序。诚如前述，“底线”秩序的一大特点是底层的不确定性可控。而一旦底层的不确定性，特别是针对顶层的不确定性，超越了阈值，变得不可控，那么，顶层的稳定性也将随之失去。于是，“底线”的存在便也就显得没有意义了。美国必将放弃这一秩序，转而走向别的方向。
所以，等到中国对国内环境做出充分调整后，便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推动针对顶层的不确定性的超量化。如此一来，美国的“底线”秩序便将无的放矢。同时，又因为世界各国对于美国不断制造矛盾的反对，也将进一步加剧这一秩序的失败。
美国“底线”秩序的失败，必将导致压力向美国国内传导。受此影响，美国国内的矛盾将因为无法向外表达而变得激化。这也就是说，拜登为资产者集团所争取的时间期限将到期，而美国也将因此重新走回到特朗普化的道路上来。到这个阶段，中国也将需要采取新的策略，加以应对。
注释：
①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5页。
②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29页。
③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34页。
④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76页。
⑤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15页。
⑥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16页。
⑦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18页。
⑧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64页。
⑨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95页。
⑩边沁：《政府片论》，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54页。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1年10月号，总第28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