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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座截图 |
中评社北京10月23日电（实习记者 徐爽）10月22日下午，由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北外日本研究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学院和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第二届日本学研究智库大讲堂，邀请到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带来了一场主题为“历史、课题与发展前景——中日关系50年回眸”的讲座。讲座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为中日关系梳理，划分发展阶段；第二部分为划分依据，即决定中日关系的主要因素分析；第三部分概括了当前中日关系面临的问题；最后则对中日关系的发展做了简要展望。
在第一部分中，杨伯江提出了划分两国关系发展阶段的看法，即要抓住关系本身的特点及范式、性质、态势的变化，不要把关系本身的分期混淆于某一特定领域的发展分期。他指出，学者研究的发展常常滞后于两国关系的变化发展。据此，他将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作为现代中日关系的起点，并划分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2年至冷战结束，期间中日从敌对隔绝走向正常化，渐至“友好蜜月期”。这一阶段逆转了过去100年的中日关系走向，并对亚太国际关系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得亚太避免形成两级对抗的典型性冷战格局；第二阶段为冷战结束至2010－2013年期间，为历尽曲折的调整转型期。中国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日本也在2013年12月出台战后第一个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两国战略都发生了一定变化；第三阶段为2013年以来为“大变局”下的“新常态”时期，两国竞争合作相交织。
在第二部分，杨伯江分析了影响中日关系的主要因素。他认为可以分为两大类，即中日关系内在因素与外部因素。具体来说可以分为四个方面：第一，两国战略需求因素。中日复交、缔约解决了当时中日两国阶段性战略需求问题，包括抵制苏联威胁、服务中国经济建设、拓展日本海外市场等。而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构想与日本“自由开放的印太”有相互融合的空间，提供了合作的战略需求。第二，国内政治因素。中日两国50年间国内政治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社会治理结构不断完善；而日本国内政治价值观、思想意识都出现多元化倾向，自民党政治控制力不断下降，其岛国身份认同也在向海洋国家进行转变。第三，国际战略因素。在中日关系中，美国虽不是唯一影响因素，但却是首要影响因素。美国对日政策从直接干预到间接施加影响，从借中日牵制苏联到借日本牵制中国，都成为中日关系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世界力量格局也在向“蝌蚪型”转编，即中美力量对比缩小，但与世界其他国家差距拉大，中坚力量群体对国际关系作用正在上升，日本由此开展“中等强国外交”，即“第三方外交”，实行多项对冲的基本策略，为自己预留战略操作空间。第四，时代因素。他认为，这一维度中的观念、思维和行为模式变量对两国关系起着重要的作用。从可视因素方面来看，世界由冷战时期“两个平行市场”转变为全球化大市场，原先各国的“贸易替代模式”也已经转变为世界产业链模式。因此，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将会更加紧密。从不可视因素方面来看，资本与市场、社会与民意越来越多地影响国家关系，国家行为模式、关系模式和国际关系模式也发生了变化，合作竞争成为常态，国家关系出现相对化特质。利益的相互融合和相互持有对极端行为起到了限制作用，即利益抵押使得国家间关系的处理变得更为谨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