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前两岸融合发展的环境虽然严峻，但是两岸经贸往来依然紧密。两岸地理区位毗邻，市场容量互补；大陆发展环境开放，政策优惠，经济稳健性强，基础设施日趋完善；这些因素在没有受到外部干预时必然会驱动要素在两岸间流动，创造出集聚经济，推动双方经济往来。2009年全球爆发金融危机，世界经济遭受巨大冲击。2020年全球暴发新冠疫情，世界经济再次受到重创。但是，台湾经济在近些年来却能度过危机幷在2020年出现反弹；这与台湾受益于两岸间经济融合规律密不可分。2008年以来，台湾经济成长率与台湾向大陆出口额同向运动。中国大陆的巨大市场需求和两岸间贸易创造效应是台湾经济的最主要增长途径。相比之下，台湾其他几大出口地区仍受疫情影响无法给台湾带来经济增长动能。从2020年全年台湾主要出口产品结构看，中国大陆在电子零组件和资通视频产品增加额最多；美国则在台湾传统行业产品出口上增加额最多；而台湾一直看好的新南向国家则均表现为负增长。
二，两岸产业链垂直分工模式依然是两岸贸易紧密的基础。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台湾进入出口导向型工业发展阶段，通过OEM逐步融入国际贸易体系。之后台湾抓住全球经济发展时机，通过建立全球生产协作网络与有效连接中国大陆市场，实现了经济增长。台湾经济内核是产销合一；台湾贸易与生产之间的关联同时也塑造出了社会意义，带动了台湾社会转型发展④。台湾经济要实现接续发展，就应驾驭好宏观经济三驾马车；其驱动力在中国大陆。在两岸贸易结构中，电子零组件是最主要的产品，且中间品占比高。台湾电子零组件产业中，集成电路产业占比85%，其中晶圆代工占80%以上，DRAM约占10%；在其余15%的产业中，二极管（含LED）约占20%，印刷电路板约占35%，太阳电池约占8.5%，电阻器与电容器约占23%⑤。上述产品需求的最大客户群体就是大陆台资企业。这些台资企业在大陆从事加工生产，终端产品出口欧美市场。
三，中国大陆宏观经济稳定为大陆台商提供了最为优良的发展环境。2008年以来，大陆台资与大陆整体经济发展趋势相同。成本驱动与集聚经济驱动是对外投资的两种核心逻辑。早期台资企业选择大陆投资的原因主要寻求低经营成本。近些年来，随中国大陆经济实力进一步提升，台资企业在大陆的经营成本也出现增加趋势。此时，能够继续留在大陆幷增资的台资企业，或是新来大陆的台资企业更看重的是大陆经济稳定带来的正外部性，集聚经济带来的规模效应以及大陆的市场容量。台湾工商时报在《2020年大陆台商1000大》报告中指出：2020年台商在大陆投资额增长41.5%，2020年大陆台商千大企业营业收入为7903亿元人民币。面临中美经济脱钩风险，大陆台商经营的最大困境是对美出口碰壁，其他市场如隔山打牛。⑥因此，在大陆为台商继续提供公平竞争的开放稳定环境中，大陆台商的最优选择是同步与大陆市场关联。两岸间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以及投资贸易紧密度的增加是台湾经济发展的坚实支点。
四、两岸融合发展为岛内社会治理提供了宽阔愿景
近年来，岛内经济禀赋优势衰减，社会福利分配问题突出。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台湾地区的GDP平均成长率达到10%以上，基尼系数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之前一直维持在0.3以下的水平。台湾地区财政部门统计资料显示：台湾地区在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显着加大了教育投入；教育支出占公共支出的比例高于社会福利支出。1994年之前台湾地区教育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比超过20%。从劳动力市场看，台湾地区自1981年以来，名义薪资水平呈现出整体增长，其主要原因在于台湾通过教育投入，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均有跃升，劳动所得份额1990年达到51.74%的高点值（台“行政院”主计处数据）。上世纪80年代进行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在开放金融市场、增加资金流动性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⑦
进入2000年后，台湾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岛内资源禀赋衰减，社会福利分配不均问题突出。台湾整体的平均薪资在2000年后呈现下降趋势，之后就一直呈现出徘徊下降趋势。岛内民众的可支配收入没有出现增长。金融自由化过度也导致了资产恶化、金融风险增加等一系列问题。尤其是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台湾地区的痛苦指数（失业率和消费者物价上涨率之和）也一路飙升至亚洲“四小龙”之首。近些年台湾地区GDP的增速在降低，失业率却维持较高水平,储蓄率上升，投资率在下降。缺电、缺水、缺地、缺工、缺钱也日渐成为岛内当前经济发展的掣肘。近些年来，除消费物价指数增幅较小之外，在地区经济总量、进出口、生产、投资、人均所得等经济指标，以及在人口出生率与福利支出等社会指标上，其增长动能都明显减弱。在推动台湾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方面，台湾当局已无计可施。“两岸议题”就成为民进党当局寻求问题出口的“蓄水池”。
两岸融合发展不是两岸间“内卷化”，而是共同增进两岸同胞福祉的双赢策略。从区域治理机制的视角看，岛内民进党当局一直采取所谓的竞争性区域策略（不寻求融合，而是用自己的优势反对国家力量，强调经济分权）。中国大陆采取的是融入型区域策略（在地区和国家层面建立经济和文化桥梁）和自治性的区域策略（自治政府的历史和民族区域）。一种政治制度的合法性设计需要有三个条件：符合既定规则；规则本身经受得起以共有的信仰为参照而进行的论证；重要成员对特定权力关系明确表示接受。⑧而民进党当局在岛内的“台独治理”方式却明显暴露出了其岛内政治制度设计的漏洞。民进党当局祇会将台湾带入更危险境地，岛内其他党团组织的治理空间受到严重挤压。在“国家统一，一国两制”方略下，两岸融合发展不仅涵盖经济融合、社会融合、文化融合、心灵契合各层面；更在公共服务、同质生活体与网络社群等新经济形态的融合上也得到体现；这为台湾经济社会总体进步将提供超越经济指标意义上的宽广内涵。因此，两岸融合发展是两岸人民期待美好生活愿景下的共同心声与时代命题。
注释：
①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学习出版社，2018年5月。
②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Waveland Press, 1979.
③Shahar Hameiri, "China's 'charm offensive' in the Pacific and Australia's regional order," The Pacific Review 28, no.5 (2015), 632.
④陈介玄.台湾产业的社会学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
⑤台湾外贸协会，2020年1-12月台湾出口情势分析，2021年1月。
⑥工商时报，2020年大陆台商1000大，联华书报社，2020年8月。
⑦朱兴婷，邓利娟，杨林波，1980—2016年台湾金融改革分析：总结与借鉴 [J]. 亚太经济，2018(5):137-152。
⑧David Beetham, The Legitimation of Power, Palgrave Macmillan, 1991.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1年11月号，总第28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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