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日，蒙古王公联合会致电孙中山先生，电称：“合五大民族组织共和政体……此本无所用其反对。惟以蒙古制度、风俗、语言、文字，与内地不同，又以地居全国大半，民风强悍，逼外强邻，危险实多……”，要求新建立的“中华民国”政府，不仅要考虑蒙古王公的特殊利益，而且还要维持蒙古固有的社会制度，其中最核心的就是保留内外蒙古“封建王爵世袭制”，这当然也是蒙古王公最关心的一个话题。
后来，西藏地方当局也向“中华民国”政府和大总统孙中山提出类似要求，希望保留西藏地区的“封建农奴制”及政教合一体制。
当时沙皇俄国有支持内外蒙古脱离中国独立的图谋，英国及英属印度对支持西藏独立、脱离中国，也是蠢蠢欲动。如果孙中山先生不能审时度势，非要坚持“一国同制”，非要全国各地均实行共和体制，刺激内外蒙古和西藏地区独立，那么“中华民国”1142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就有可能会失去418万平方公里，其中外蒙古180万平方公里，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西藏120万平方公里。
孙中山先生为了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迫于政治现实，作出政治妥协。同意在中原内地省份行“新制”的基础上，允许边疆偏远省区留“旧制”，即“中华民国”政府特许内外蒙古和西藏地区保留旧有社会制度。
当时袁世凯派出的北方代表团正与南方和谈，2月6日，根据孙中山先生提议，南北和谈双方代表紧急通过了《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并电告蒙古王公联合会，特许内外蒙古保留“封建王爵世袭制”及其它旧有社会制度；也电告西藏地方当局，特许西藏地区保留“封建农奴制”和政教合一体制，西藏贵族阶层和封建农奴主的旧有利益维持不变。所以1912年2月6日是孙中山先生开创“一国异（两）制”政治实践和政治探索的起始。
据黄兴之子黄一寰回忆，当年孙中山先生与黄兴、宋教仁等人谈到蒙藏异制问题时，也曾说过：“蒙藏地方作为边疆地区，与我们中原情况不一样，我们可以在一个国家内部实行相异的社会制度”，因此孙中山先生治理边疆地区的思想和观点可以简缩概括为四个字：“一国异制”。
考虑到目前“一国两制”的提法在台湾社会已经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严重污名化，并且绝大多数台湾人民对大陆有太多太深的意识形态和门户之见，基于现实原因，把孙中山先生所确立的中原内地省份行“新制”，边疆偏远省区留“旧制”的做法，简缩概括为“一国异制”，与“一国两制”提法作一适当区隔，确有必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