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美国推进“价值观外交”不符合包括“民主峰会”参与者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的根本利益。“民主自由”等意识形态话语是美国实现对外战略目标的常用工具。显然,参与“民主峰会”的各方深谙其中奥妙。对大多数参与者来说,参会更像是捧场凑热闹,幷不期待产生任何实质性成果;对那些真正具有地缘战略敏感性的国家而言,其反应更是普遍谨慎。在美日澳印“四方机制”中,只有澳大利亚公开对美国举行“民主峰会”持续表达了支持。而诸如韩国等中国重要的东亚邻国,即便身为美国的军事盟友,在参加“民主峰会”一事上态度也相对低调,竭力避免将“参会”同加入“反华同盟”画等号。当事方都十分清楚,拜登政府无非是想复活20世纪“民主对抗专制”的陈词滥调,以实现围堵中国的目标。美国推进“价值观外交”的行径,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变相逼迫各方选边站的观感,这显然不符合绝大多数参会者的利益,更不用说整个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多边国际合作能否顺利运转,高度依赖于各方是否努力寻找和构建共同的利益基础,而绝不取决于参会人数的多寡和造势嗓门的高低。所谓“民主峰会”的根本目标仅仅是为了满足个别召集者的一己之私,其失败的结局就在预料之中了。
综上所述,所谓“民主峰会”,既无法消除美国内生性的巨大“民主赤字”,也无力构建基于意识形态的反华同盟,反而毒化了国际社会的整体氛围,严重动摇了国家间发展正常关系的政治基础。在当前全人类共同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等紧迫问题,亟待进一步强化国际合作的关键时刻,美国为了获得和维持所谓“领导地位”,竟然弃世界共同利益于不顾,为一己之私,频出昏招损招,这无异于缘木求鱼,终将竹篮打水一场空。
作者:黄海涛(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基地研究员、南开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