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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毅夫（来源：中评社资料图） |
中评社北京1月19日电（作者 汪毅夫）二二八会是一个100年也谈论不完的话题吗？转眼就到、回头便是二二八事件75周年了。
九州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强强联手，正在陆续推出《戴国辉讲台湾》系列，每一本都精编、精印、精装，每一本都长得很精神，《戴国辉讲台湾：爱憎二二八》是其中的一本。《爱憎二二八》一书完成和初版于1992年，当时出的是台湾远流出版社的繁体字本。九州出版社和中信出版集团此次合出的《戴国辉讲台湾：爱憎二二八》，是第一个简体字本。作为海内外知名的历史学家 、思想家，台湾近代史研究的开拓者，“统派的理论大师”，戴国辉教授自称其研究成果要针对岛内和海外有“媚日”和“台独”倾向的人，也要面对“大陆同胞”：“我得好好研究台湾而把成果呈献给大陆同胞”。在大陆出简体字本，完全合于其“呈献给大陆同胞”的美意也。
读了《戴国辉讲台湾：爱憎二二八》，我想谈两个问题。一是史料的处理。应该说，戴国辉和他这本书的合作者叶芸芸，“合撰通俗本二二八事件的计划”得到了完全的成功。其得计的原因之一乃在用史料说话，用史料说明历史事件的真相。我注意到，当这本书初版的1992年，书中公布和引用的史料，对大陆学界而言大多幷非稀见史料。举例言之，书中提及或多次引用的林木顺的《二月革命》、唐贤龙的《台湾事变内幕》（《台湾事变内幕记》）、王思翔的《二月革命记》、张琴的《台湾真相》等，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1981年10月编印的《二二八起义资料集》已见收列；《台湾省各机关职员录》（1946年7月），我在1990年已见福建省图书馆的藏本。应该划重点的是该书对史料的处理：不仅发现和公布史料，幷且发现和提示史料的线索。例如，该书发现幷提示，《台湾真相》的作者张琴名胡邦宪，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于陈仪主闽期间在福建当县长。循此线索，我从《民国福建省地方政权机构沿革资料（1911—1949）》查知，胡邦宪于1937年任福建泰宁县县长，1940年任福建明溪县县长，1941年任福建同安县县长；循此线索，我们当可发现更多史料。又如，该书多次提及《中外日报》，也多次提示我们查考“《中外日报》与二二八”的线索，循此线索当可查知相关人、事之真伪。二是对待历史事件的态度。二二八是不幸的事件。当年，台湾民众常听到的是某地出事了、某人出事了的不幸消息。戴国辉在书中用“黑盒子”（即飞机携带的“黑匣子”），用飞机失事和失事的秘密，隐喻事件的不幸和真相。这虽然是“黑色幽默”，却很贴切。他尖锐地指出：“‘台独’人士则利用国民党当局的不当禁制措施，置二二八的历史真相于不顾，反而利用其‘黑盒子’制造些神话，夸张失实地大作政治性的煽动蛊惑文章，有意无意地借此制造仇恨，加深省籍矛盾，以求扩充政治资本，趁而建构‘台湾民族论’及凝聚其‘台湾人意识’，企图为夺权政治权力铺路”。戴国辉又用反对建二二八纪念碑的话题，发表“任其沦为政治人物做政治秀的题材，让二二八的历史意义风化，那就不单是二二八亡灵的不幸，更是台湾住民的不幸、民族的遗憾”，“把民族病变的后遗症治愈，幷升华使其历史教训化，且期许其能更上一层楼，创造性地把它转化为‘思想’，也就是说二二八思想化，才是有识人士由衷的期待和应该抱持的课题”的意见。
现到回到本文开篇的问题。在我看来，戴国辉教授当年抱持的的课题开题而未结题。今后两岸同胞，尤其是大陆学者同台湾统派学者也当强强联手，把握二二八的话语权，制止“台独”分子借二二八话题的分裂言行，努力将二二八话题升华为思想的话题，共同抱持、共同完成“二二八思想化”的课题。
（作者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讲座教授、全国台湾研究会会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