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一)所涉国家范围过大
目前中国已与138个国家、31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1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1〕这个成绩是值得欣喜的，意味着中国的合作倡议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回应。但同时也应注意到，138个国家的数量已远远超出古代丝绸之路的涉及范围。
即便将古代丝绸之路进行广义理解，即囊括了所谓海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绿洲丝绸之路，从中国出发可通达的范围约为亚欧大陆大部、北非东非部分沿海。当今欧美发达国家多数在近代以前与中国没有成规模的交往。西欧、美洲大部、非洲大部无论与何种丝绸之路都难以产生相应联系。从目前“一带一路”国家的分布范围之广来看，显然对于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不存在地域或历史上的限制。
“一带一路”从名称上沿用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记忆，是为了表明中国无意通过军事力量来推行自己的战略意图，而是要着重于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2016年前后中国官方的有关表述中，“一带一路”的口径逐渐从中国提出的“战略”更改为“倡议”。显然这种变化也折射出中国更希望向外界强调“一带一路”和平与建设性的属性。
然而目前“一带一路”所涉国家范围过大，已经远远超出了古代丝绸之路可通达的范围，这容易提升西方对中国的战略担忧情绪。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世界霸权国美国内部正在形成与中国进行全面竞争的共识。无论是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全政府”对抗，还是拜登政府多位阁员“战胜中国”的表态，以及美国战略界大国竞争的意识转向，都反映出中美间紧张的战略关系。“一带一路”在所有大洲的落地，很容易引起美国战略界的误判，认为这是中国的全球战略而非合作倡议，进一步加深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忧虑。同样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在中东欧尤其是西巴尔干地区参与力量逐渐加强，也引起了欧盟和欧洲观察家们的关注。
(二)外国力量相对薄弱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分别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和印度尼西亚国会访问时提出的。这样的地点选择显然是希望得到沿线国家的支持关注。但目前看来在“一带一路”的合作互动过程中，中国占据着主导地位，外国力量的参与相比之下较为薄弱。
从贸易情况来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近年来表现较好。总体贸易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增长，在中国整体贸易额中的比重也有所上升。同时进出口两端也趋于平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的贸易赤字整体上有所缩减。
但在投资方面则不容乐观。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始终高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投资，相差最大时后者尚不足前者一半。从投资占比上来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投资在当年中国吸收外资的占比始终低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在当年中国对外投资的占比。且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表现更为不稳定，最低年份投资额仅为最高年份的65.88%。
而与于此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投资新设企业却在稳步增长。可以推测出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过程中，中资企业的体量显着高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企业。这其中固然应当考虑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发展中国家比例较高，但与古代丝绸之路胡商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仍有很大不同。
(三)过分依赖政府投入
目前“一带一路”的推进过程中，中国政府和国企仍然是绝对主力，而民间资本的参与仍然祇是补充性的力量。在大量补贴和亏损的支持下，一些项目看似运转红火，但如果没有长期盈利可能的话又会进一步抑制民企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意愿。
举例而言，作为“一带一路”标志性成果之一的中欧班列成为了部分地方政府的门面工程，甚至被一些学者认为是重构全球物流体系和区域经济的“法宝”。单从开行状况来看，中欧班列市场增长迅猛。但自2011年首趟中欧班列从重庆出发以来，至今中欧班列仍严重依赖中国地方政府补贴。众多地方政府争相支持开行中欧班列，固然是在将中央的“一带一路”规划落地，另一方面也难免有片面追求政绩之嫌。为了将铁路成本拉低至与海运相比存在竞争力，地方政府为中欧班列提供了高额财政补贴。从财政部下达的限制要求看出这种补贴是多么不可为继：财政部从2018年开始，要求地方政府降低中欧班列补贴标准。以全程运费为基准，2018年补贴不超过运费的50%，2019年补贴不超过40%，2020年不超过30%。〔22〕
在投资方面，多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大项目投资来自于国企。国家信息中心2018年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企业影响力进行测算，排名前十的企业中祇有阿里巴巴和华为是民营企业，其余均为国有企业。民企中排名最高的阿里巴巴位于第五，前四名分别是国家电网、国家电力投资、中石油和中石化。〔23〕
四、古代丝绸之路对“一带一路”的启示
(一)短期集中力量，打造样板区域
古代丝绸之路的通达范围有限，主要是因为生产力不发达，交通物流和信息传输成本高昂。随着科技发展，通讯技术和交通设施的改善进步，使得通达全球不再是难事。但国家间距离的远近，仍然是物流成本和时间效率的重要影响因素。回顾后发崛起大国的历程来看，无论是美国的门罗主义、德国的大陆政策还是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崛起国在早期阶段都不约而同主要将精力集中于周边区域。这是因为崛起国在整体实力尚且有限的情况下，贸然尝试全球范围的影响投射会得不偿失。德意志帝国抛弃俾斯麦政策，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都遭遇了毁灭性打击。而坚持经营美洲，避免深度介入旧大陆事务的美国则在两次世界大战后一跃成为了霸权国。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现实实践，与以往崛起国的国际战略有所区别。但在推进策略上，仍有必要藉鉴过去的历史经验。这是因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尚未发生根本性变化，民族国家的基本原则仍然没有改变的前提下，任何国际性倡议或战略仍主要通过国家这一实体实现落地。笔者认为“一带一路”的推进应避免四处开花，在短期之内集中精力，着重推进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枢纽节点，即中亚和东南亚的发展。一方面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另一方面也是向目前的霸权国表明中国幷没有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全面竞争的意图。
中亚国家普遍人口密度低，环境较为恶劣。但其地理位置处于世界岛的中心区域，长期以来在地缘政治学中被高度重视。同时中亚资源丰富，与中国有很好的产业互补优势。东南亚国家人口稠密，交通便捷，近年来被一些国际资本视为中国制造业转移的首选地。与其让西方资本从难以避免的制造业转移中获利，不如主动出击，让中资成为东南亚新兴制造业的生力军。中亚和东南亚国家大多发展水平低，也经常出现政局不稳，不少国家是西方模式治理下的“失败国家”。如果中国能集中精力帮助几个较为落后的国家，藉鉴中国发展经验，取得显着发展成果，对于“一带一路”的全面推行，和中国理念、中国模式的推广都大有裨益。
从具体实施策略来看，同样以中欧班列为例。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肆虐以来，由于中国疫情控制得当，出口取得了近年来少有的佳绩，中欧班列因此获益得以迅猛增长。在此背景下中欧班列的东西向不平衡的空载问题却仍难以得到解决。主要是欧洲发出的货物过少，造成了西向东的空车在边境的大拥堵。〔24〕笔者认为应充分认识到铁路实际上是一种“钢铁驼队”，其核心竞争优势不是点对点的终点运输，而是沿途的节点贸易。铁路在时效性不如空运，经济性不如海运的情况下，沿途贸易却可以大进大出，这是其他货运方式不能做到的。这也恰恰与古代丝绸之路的运行模式不谋而合。中国应着重推进与中途节点，甚至是中途节点间的贸易。目前中欧班列不接受起终点都在国外的订单，正是在大量政府补贴情况下的必然结果。〔25〕这充分反映出在非竞争情况下所实现的成绩是非市场化导向的，不符合客观市场规律。
(二)引导民间力量，担当商贸主力
从世界范围来看，主导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巨型跨国公司，除了少数能源公司外，多来自私营部门。毫无疑问目前由中国政府大量补贴，国有企业不计亏损所主导的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投资是不可长期持续的。应尽快引导民间力量成为“一带一路”沿线上的商贸主力，实现“政府搭台，企业唱戏”。
“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所提倡“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通，从现实推进情况来看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先后次序关系。这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程度普遍较低有关。目前“一带一路”的建设项目中基础设施建设的占比较高，一些典型的项目如瓜达尔港、雅万高铁、复兴大坝水电站等都是基建工程，这也是中国国企的优势领域。下一步在中资海外产业园广泛落地生根后，应大力支持民营企业进驻海外产业园，推动中国制造业在海外的溢出、融合，同时进一步打开海外市场。
除了传统制造业外，也应进一步支持中国的ICT产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海。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对中国的科技企业进行了多轮制裁。硬件企业如中兴、华为、中芯，软件app如tiktok、微信、支付宝先后成为美国政府的制裁对象。一些西方国家也效仿美国，对中国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横加干涉，如英国就宣布将在2027年前的5G网络建设中排除华为公司的设备。〔26〕出于对于中国崛起的防范，使得中国科技企业在发达国家市场频频受阻。而与此同时，虽然也出现了一些外国政府干预的案例，但许多中国科技企业却逆势而上在发展中国家市场发展迅速。如印度2020年6月以来累计封禁了多达267款具有中国背景的app。〔27〕但同样在2020年，在印度智能手机市场整体下跌的背景下，vivo、realme、oppo等公司的出货量却大幅上扬。市场占有率前五大公司中，除第二名的三星外全部是中国公司，小米继续雄踞头把交椅。〔28〕这反映出中国ICT产业在发展中国家具有较强的竞争力，适合作为“一带一路”民企参与的鼓励性产业。
除了支持中国民企走出去之外，也应大力欢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民营资本在中国投资兴业，进行商贸活动。在资金、货物流动前首先要通畅人员流动。目前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签证入境要求较为严苛，申请时间长、申请条件高、滞留时间短，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发展中国家人员与中国的商贸、文化交流。习近平提出中国开放的大门祇会越开越大，那么这扇大门就不应祇对发达国家打开，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应如此。可以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始，逐步降低发展中国家人员的入境限制，重现昔日丝绸之路上长安包罗万象的盛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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