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2月21日电／据光明日报报道，政治平等是民主的前提。但在实践中，政治平等的公民不可避免存在经济差距，因此民主始终同经济不平等纠缠在一起。如果公民能够在政治平等的基础上制约经济不平等，那么民主在一国就拥有了基本的实行条件；如果政治平等不能够发挥制约作用，反而受制于经济不平等，那么民主就会陷入危机，即便维持了民主形式，实质上却是寡头统治。在美国政治中，经济不平等日益严重侵蚀政治平等，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正将政治平等这一民主核心原则掏空，美式民主事实上已成为少数富裕阶层实现统治的形式。占领华尔街运动喊出的“我代表99%，不再忍受1%的贪婪与腐败”，就是对美式民主实际状态和深层困境的集中表达。
美国政治不平等的典型表现
公民组织与商业组织间的力量对比失衡。在美国，普罗大众若想对政治生活产生影响，就必须组织起来，借助集体力量使手中的选票发挥更大作用。然而，公民组织在美国却日益衰落，工会组织和各种俱乐部的衰落则是其中的关键方面。与之相反，商业组织愈发强大。公民组织和商业组织之间的力量对比失衡，可以从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数量上得到说明：20世纪70年代，公民组织的政治行动委员会远远超过商业组织的政治行动委员会，但当前商业组织拥有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数量超过了公民组织5倍。
政府在回应不同社会阶层利益需求上存在严重不平等。美国著名政治学教授马丁·吉伦斯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普通民众的选票对于政府决策未能形成有效影响，但富裕阶层却具有将自身意愿变成法律的强大能力，且后者的政策倾向变成法律的可能性是前者的3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对中产阶层利益需求的回应情况，学术界一直以来存在着“中位选民”的理论假说，即政府决策基本上体现了中产阶层的意愿。但实际情况却是，美国的中产阶层将其意愿变成法律的可能性和贫穷阶层几乎一样小。
公民权利发生萎缩。政治平等之所以构成了民主的基石，根本原因在于公民能够利用政治平等提供的选票优势，推动政府采用再分配政策，借助公共财政改善公民经济与社会权利，福利则是普通公民享有的经济与社会权利的核心内容。换言之，普通公民享有福利的实际水平，集中反映了政治平等制约经济不平等的程度。在过去近30年时间里，美国经济实现了非常大的增长，但普通民众实际享有的福利水平并未获得相应提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普通公民的实际生活状态，无数家庭被债务压垮，中产阶层规模大幅减少。
经济不平等程度不断恶化是导致政治不平等的主要原因
美国经济不平等从20世纪末开始经历惊人恶化，现已成为工业发达国家中经济不平等程度最严重的国家。托马斯·皮凯蒂利用系统的统计数据发现，美国收入水平层级中前10%的富裕阶层，在21世纪初期获得的财富占到了总体财富的45%，与此同时，美国经济不平等的曲线异常陡峭，这说明美国经济不平等的程度正在加速恶化。
持续恶化的经济不平等造成累积效应，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不可逆转。即使在发生国际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少数富裕阶层的收入增长仍然没有受到影响。本应对金融危机负责的富裕阶层，却利用了美国联邦政府的救助资金，实现了收入增长，而且越富裕的阶层越能够在金融危机中获得巨大收益，反而是中产阶层遭到金融危机的巨大打击。金融危机的后果表明，美国政府问责穷人而不问责富人、问责大众而不问责精英，严重的问责不平等成为美国民粹主义泛滥的重要推手。
持续恶化的经济不平等反过来对政治平等造成打击，从而制造了越来越明显的政治不平等。富裕阶层利用自身财富的巨大优势，以政治献金的形式有针对性地投放到选举和立法过程中，以此控制候选人、设定政策议程、影响政府决策。特别是富裕阶层动用资金在选举中支持挑战者去反对那些政策立场上不利于富裕阶层利益的在任者，从而警告他们乃至迫使他们向富裕阶层的政策立场靠拢。美国政党政治由此发生了耐人寻味的变化，虽然共和党向来比民主党更加关注富裕阶层的利益，但是在消极回应中产阶层和贫穷阶层的利益诉求上，民主党已经变得和共和党一致了。由此可见，美国的富裕阶层已经能够从心所欲地用金钱来购买政治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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