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以国外机构对中国经济的悲观预测作为参照系，看应对这些挑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如凯投国际认为中国由于未来劳动力增长是负的，因此难以实现自己的增长目标，预计中国不会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再如韩国央行认为中国未来15年增长速度可能仅为3.5%～4%之间。我们来做一个粗略的模拟。假设美国经济以2.25%的速度增长，而中国为实现经济翻一番需以每年5%左右的速度增长，那么大体上在2030年之后超过美国。但如果按照韩国央行的预测，中国只能实现每年3.75%的增长速度，则无法实现超越美国的目标。悲观的预测主要基于两个原因：第一，伴随老龄化加深，中国未来的劳动力将是负增长，削弱了经济增长潜力，这是供给侧的因素；第二，中国人口负增长抑制消费，使既有增长潜力不能实现。这两个理由其实是不成立的。我们可以以供给侧（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侧（居民消费）改革为着力点，通过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应对经济增长挑战。
破除二元结构的关键抓手
文章指出，首先，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关键。目前，中国80%的农业劳动力对应的耕种面积仅在1亩到7亩之间，对比一些国家家庭农场拥有的大规模土地面积，中国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受到土地规模的严重制约。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农业劳动力生产率为3830美元/年，仅为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12%，甚至低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为应对这个问题，一方面要靠分子效应，即依靠科技提高单位劳动的农业增加值；另一方面要靠分母效应，即通过向非农产业转移减少单位产出使用的劳动力。
其次，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助力经济增长。假设在“十四五”期间，农业劳动力的比重降低10个百分点，即从23%降到13%，那么每年非农劳动力供给可以增加2.7%。这就否定了凯投国际和韩国央行关于中国未来劳动力是负增长的假设。这就是真金白银的改革红利，即通过促进劳动力转移来增加劳动力供给，进而提高潜在增长率。在需求侧，如果能够消除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差别，即可增加2.6亿城镇户籍人口。按照OECD研究人员的估计，农民工获得城镇户口后，其他条件不变，消费支出即可提高30%。如果继续促进劳动力转移，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他们的消费也可提高30%。可见，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可以大幅度扩大居民消费需求。
再次，规模经营既有潜力也有需求。小农户利用各种生产社会化服务，在实际拥有的耕种面积不变的情况下，也可以实现规模经营，获得规模经济收益。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曾经指出过农业生产要素的“不可分性”具有特殊的表现。这里，农业生产托管就是解决不可分性、实现规模经营的典范。目前，中国托管面积亩次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2/3，这种降成本增利润的社会化服务的推广，就是在稳定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前提下中国特色的规模经营道路。
最后，科技创新和科技向善。金融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市场创新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包括猪循环的难题。难点不在于创新能力，而在于农业比较效益低、在技术上存在免费搭车现象，因而不能产生创新激励。因此，第三次分配领域不仅要倡导慈善事业，更主要的是鼓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包括倡导科技向善。例如，大数据可以解决很多过去技术解决不了的问题，关键在于要创造一种激励和氛围，形成正确的利益导向，让大数据可以为“三农”服务。这个导向不仅需要物质回报，更重要的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综上，消除二元结构是未来15年重要的改革任务，既不可回避也不容延误。从这里的分析来看，这些改革都可以产生真金白银的改革红利，从供给侧看就是提高潜在增长率，从需求侧看就是扩大居民消费，以保障潜在增长率得以实现。当我们把改革举措落在了乡村振兴的整个过程中，改革红利也就可以成为战略实施的动能，可以解决乡村振兴的资金来源和激励来源等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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