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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能让台湾“维持现状”的做法，就是和大陆完成“一国两制”谈判。 |
中评社╱题：“困境与破局：政治文化视角下台湾统派政党发展再讨论” 作者：胡燕（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政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摘要】当前台湾统派政党面临着边缘化乃至泡沫化的多重困境，这与他们未能实现政治发展和政治文化兼容幷行有关。作为中国地方性政治文化的子系统，台湾统派政党在整体上存在着政治认知缺失、政治情感疏离和政治价值观混沌等内在局限，进而给其开展“反独促统”活动带来了滞后影响。新时期的大陆对台工作亟待帮助台湾统派政党在中华民族意识、爱国主义精神及“一国两制”认同上开展话语转变和观念创新，促使其为祖国统一大业做出更大贡献。
“台湾统派的最大优势就是具有旗帜鲜明的统一信仰。台湾统派因信仰而跨越‘统一’政治禁忌的心理障碍，故可以存在，证明台湾有这么多人主张统一”〔1〕。然而,现阶段他们的组织化载体之一即台湾统派政党却在国家统一进程中的角色选择及功能发挥上遭遇到了现实困境和发展瓶颈。台湾共产党、中国生产党相继解散，新党也因2020年“立委”选举受挫而发生“内讧”风波。以上情况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于台湾统派政党在政治文化上滞后、停顿状态所致。当前亟待找到影响其思想先进性、活跃性及战斗性的问题成因，帮助他们在求得自身政治发展的同时推动国家统一进程的深入发展。
一、台湾统派政党政治文化的认知范畴
毋庸置疑，台湾统派政党政治文化是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上世纪90年代，台湾统派认为“在台湾的中国人比大陆的人更具‘汉族思想’，更具华夷之辩”〔2〕。此后，尽管两岸就“台湾人具有鲜明的中国性格”〔3〕产生共识，但多年的两岸党际交流和统派参访活动却反映出双方在“中华民国”、“台湾意识”及“一国两制”问题上存有看法分歧。这种“道相同，难以为谋”的吊诡现象祇能说明，台湾统派政党政治文化幷不等同于当代中国的主流政治文化，当前大陆一些民众“以己度人”的政治想象和感情投射幷不符合其具体情势和发展走向。
那么，台湾统派政党的政治文化究竟该如何厘清界定？基于此前学界对政党政治文化的诠释概括，笔者倾向于将其理解为“以政党的意识形态或价值取向为核心，以党内的组织结构为基础，以政党形象和行为作风为外在形式的一套隐形价值体系”〔4〕。具体而言，“大中国观”帮助台湾统派政党在思想上对核心骨干进行情感激励，而“柔性政党”策略则从制度上对一般成员予以政治规训。两者又分别通过组织动员、政治传播及选举提名等方式予以贯彻落实，最后在正负双向激励下保证台湾统派政党的存在发展。
现在问题在于，究竟是何种缘由让台湾统派政党游离于当代中国主流政治文化的思想边界和认知区间，又该将其置于哪类观念体系的脉络分支中加以辨析？这不仅关系到台湾统派政党的整体图景勾勒描绘，更决定着该类政治团体的结构要素和功能效度的判断方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对此存在着知识死角和理解盲区，偏好于用“负负得正”的认知惯性来检视这一问题。照此理解，既然大陆、台湾各自的政治文化系统是分属二元的对抗性观念体系，而岛内的统派政党又是“我们最重要的同盟军”〔5〕，那么其政治文化的本质属性就必然贴近大陆的路线方针而与“台独”势力格格不入。然而实际上，“我们跟‘统派’之间在‘价值观’与‘如何统一’两大问题上的差距是如此之大，让人每想及于此难以安卧”，“今日的‘统派’，也非陈映真这一代‘统派’了，我们都要有一个重新认识台湾地区，重新认识统一，重新认识‘统派’的过程”〔6〕。由此看出，这种“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的格式套用存在着简单化、狭隘化问题，阻碍了对台湾统派政党政治文化的归类属性划分和影响因子寻找。
在笔者看来，新党、统促党等统派政党的文化属性幷不是大陆政治认知、情感及价值观的自然延伸，更难言为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和思想建设的观念产物，而是兼具台湾地方属性和资本主义特征的政治亚文化。由于“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台湾多样性的族群结构的影响，台湾政治文化内部又发展出异常多样性的政治亚文化，这种地方政治文化的多样性在中国其它地区是不多见的”〔7〕，所以台湾统派政党政治文化的发展轨迹和当代中国大陆幷不同轨幷行，而是伴随着岛内政治转型过程分三个阶段所开展的内容构建体系和话语实践过程。这包括：
第一阶段，孕育时期。1945年台湾光复后，国民党政权为了消除日本殖民文化的遗留影响，通过语言文字、风俗节庆及“国旗国歌”等政治符号在岛内初步建立起“中国政治文化”的主流地位。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为掩盖政治失败更加强了“中华文化正统”宣传，由此催生出具有强烈官方色彩和鲜明大陆特征的“统一文化”。
第二阶段，雏形时期。1986年3月，蒋经国当局宣布“政治革新”。同年9月，“党外人士”抢滩成立民主进步党而未遭取缔，由此造成被长期打压的“台独”思潮甚嚣尘上。1987年7月，国民党宣布“解严”，造成“不仅民间社会的政治亚文化在变，甚至国民党内部的政治亚文化也出现了重大变化〔8〕”。此后，部分爱国人士及外省籍官僚聚拢成型，台湾地区的“统一”文化逐渐过渡为“统派文化”。
第三阶段，形成时期。1996年5月李登辉上台后，台湾政治文化从单一走向多元乃至混乱的态势愈发明显。而民进党“以‘台独’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具有‘强组织’特点的派系政治、充斥‘斗争哲学’的抗争文化和功利色彩浓厚的草根特质”〔9〕的“独派”文化锋芒毕露，显示出比其他政党更强的内聚性和感召力。受此刺激，各统派社团纷纷组党与之抗衡,幷努力在纲领目标、组织原则及竞选口号上体现出有别于“蓝绿”阵营的话语风格和政治印象。伴随着这一时期台湾政治生态的失序、反思和重构，台湾地区的“统派”文化通过主题提升和话语转变演进为“统派政党文化”。
二、台湾统派政党政治文化的发展局限
近年来，台湾统派政党频遭“选举选不上、理念没人听”的谩骂指责。这一问题的外在表征是理念认同与选举活动的内在张力，但深层次原因却源于“中华民国”迷思、“反共”心防及“政治悲情”意识等政治文化桎梏，乃至影响了台湾统派政党对于开展“反独促统”活动的角色认知和功能发挥。
（一）“再中国化”的政治认知失调
上世纪后期，“党外”人士鼓吹的“台湾文化主体性”思潮向政治领域渗透，幷在李登辉时期正式成为了“去中国化”政策。后经陈水扁、蔡英文的怂恿策动，“台湾人不是中国人”、“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海洋民族论”、“台湾历史重新开始论”等“台独”论调公然登堂入室〔10〕。
台湾统派政党的“再中国化”是对“去中国化”的理论反动和政治纠偏。从纵向上看，它延续了台湾光复后国民党政权在岛内所推行的“中国化”努力，即通过构建“中国民族主义”来对“本省人”进行“中华民国”的“国民化”塑造〔11〕；就横向而言，它类似于海外地区尤其是东南亚华人的“再华化”方向（resinification），即那些被贬低、被封闭和压抑的华人性（Chineseness）的复兴〔12〕，体现为对中华文化和国族认同的再确认或新寻求（包括同中国及祖籍国的联系与加强）〔13〕。概而言之，台湾统派政党的“再中国化”是用“两岸同属一国”的政治认知来完成对岛内“泛绿”群体及“中间选民”的思想改造。
问题在于，“在国家认同问题上，国民党、民进党和新党的共同点都拒绝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坚持‘反共’理念，这反映了两岸关系的历史延续，也是冷战时期国际两极意识形态对抗所留下的遗产”〔14〕。早期的新党甚至被台媒评为“盲目反共，处处不摆脱旧国民党的框框，比国民党还反共，为了摆脱同路人的标签，无共不反，疯狂到了反华的地步”〔15〕。此后，虽然该党有“当年反共的理由，早已不复存在，当然不能为反对而反对”〔16〕等中道反省的声音存在，但其“反共”心防仍难言消弭。2020年9月的新党内讧风波更加深了外界对其 “放弃统一立场，重走反共老路以及清除郁系人马”的广泛质疑。
其它统派政党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大陆的意识形态偏见和社会制度歧视。统促党、致公党的部分党内高层及后备干部多囿于“承认中华民国存在事实”、“自由、民主、均富”的陈旧话语〔17〕，难以达到自身标榜的“红统”政治水准和信仰构成。总体来看，囿于“反共”心防和“中华民国”迷思的遮蔽，而“台湾方面却有部分人故意将其歪曲引申为‘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意指政府，且不涵盖台湾), 甚至将中国等同于‘中共’，将国家与政府、政党混为一谈”〔18〕，台湾统派政党政治文化很难跳脱国共纷争窠臼而形成纯粹的民族大义叙事都，遑论改变岛内民众对大陆的陌生状态及仇视心理。
因此，台湾统派政党“再中国化”努力未能改变“大陆印象”在岛内的整体下行趋势。有数据显示，台湾民众的“中国人认同”在近三十年来持续走低，具有对立性意涵的“台湾人认同”却接连攀升。具体见下页表：
（二）“乡土认同”的情感动员短板
“二二八事件”的爆发造成了闽南族群对“外省人”的逆反心理和离心倾向，一时间“狗去猪来”的民间舆论蔚然成风幷延缓了中原文明的扩展传播，浊水溪的“母亲河关怀”以及本岛的“番薯”空间想象仍主导着本省人的政治情感。而且“政治体制的民主化所带来的本土化、台湾化的倾向，随着转型期的神话，在反对势力中的激进人士对政治改革的要求，已经不再是个别的要求，而是有意识地提出对于台湾的这个国家要有新的认同要求”〔19〕。
此后,台湾统派政党丧失了“讨伐叛臣贼子，维护家国一体”的道义制高点，反而背负上“卖台”、“台奸”的政治原罪。再加上民进党政客认为“中国的政治文化差不多都是坏的，因为在中国的政治世界，要生存必须尔虞我诈，勾心斗角〔20〕”，这是歪曲丑化，“台湾社会环境已经将统派与‘中共同路人’划上等号，许多人出于自我保护，对统一的字眼‘唯恐避之不及’”〔21〕。
然而，台湾统派政党却未能因势利导地疏解岛内民众的家乡情感和乡土观念，幷就“爱台湾”与“要统一”的辩证关系给出周全回答，从而让自身处于本土话语权博弈的不利位置和窘迫处境。以新党为例，尽管该党自居“小老百姓的代言人”，采取了招揽本省人入党，在台中、高雄等地开展基层建设等措施，试图打破“外省人过不了浊水溪”的政治符咒。但终究因背离了“本土运动的真正敌我矛盾当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22〕的本质属性，导致了和本省人“博感情”的同时却赶走了统派支持者的外溢效应。这体现为：
1.本土型政治人物在党内“水土不服”。1992年带党（社民党）来投的朱高正终因“诋毁同志，疏于问政，严重影响新党形象”、“炮打新党中央”、“与周荃互殴”等事件而遭开除。1994年代表新党当选台北市“议员”的桃园人李承龙隔年也退出新党。此外，新党青年军中的本省籍人物也左支右绌且难以应付，要么如侯汉亭接近柯文哲而遭“叛徒”非议，要么如王炳忠被斥“共匪”而被撤销党职。
2.“外省籍”支持者离心倾向乍现。以军公教人员及眷村荣民为主体的外省籍人士向来视新党为精神支柱，但王建煊、赵少康等新党早期领导人提出“台湾优先”，幷受民进党的“‘大和解’是一种以公共政策论述的新政治文化”〔23〕蛊惑与之开展合作，导致“深蓝”群体产生了强烈的政治挫败感及悲观情绪，接连出现顾立雄、王定宇等外省籍二、三代投靠“台独”势力的吊诡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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