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4月1日电／《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把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十个明确”中的重要内容，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历史逻辑是我们探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历史的一个视角。回顾我国经济发展格局的历史演化，从历史脉络中梳理出经济循环的宏观运行机制，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认识，为广东打造新发展格局战略支点提供现实启示。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格局的历史变迁
新中国成立后，党在领导人民开展建设、改革和奋进新时代的伟大事业中，根据不同阶段经济发展的要素禀赋和规模不同，不断调整经济内外循环的比例，形成了适应不同历史阶段的经济发展格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大致经历了从“相对单一的内循环”转向“内循环为主与极其有限的外循环并存”的发展阶段，从“以内循环为主外循环为辅”转向“以外循环为主内循环为辅的全面开放”的发展阶段，从“内循环和外循环并列”转向“以内循环为主的高水平制度开放”的发展阶段。
1949年至1978年，我国经济循环体系逐步从“相对单一的内循环主导”转向“内循环为主与极其有限的国际循环并存”。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经济发展主要是学习苏联模式。随着苏联对我国援建“156项目”、中央顺利实施3个五年计划以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探索，我国建立了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20世纪60年代，中央作出加快“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将经济建设的重点从东部沿海转移向经济基础薄弱、交通不便、现代化工业稀少的西部地区，由此形成了政府为主导、以内循环工业化为主的经济循环体系。1971年，随着我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和中美关系正常化，一个遍及世界各大洲的与中国建交的高潮出现了。1973年1月，国家计委向国务院建议“今后三五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四三方案”的引进工程，该方案是对原有的“三线建设”经济格局的调整，外循环初步出现。1972年以前的单一内循环工业化忽视了沿海地区的发展，导致产业结构比例失调，压抑了国民收入和居民消费水平的增长。1972年后，因实行集外贸经营与管理为一体、政企不分、统负盈亏的外贸体制，外贸发展水平低下，外循环极其有限。1978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仅排在世界第29位，对外经济依存度仅为9.74%。
1978年至2006年，我国经济循环体系逐步从“以内循环为主外循环为辅”转向“以外循环为主内循环为辅的全面开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决定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一大二公”的单一所有制结构进行改革，将以内循环为主导的模式转向“内外互动”的经济发展格局。经济体制改革是推进改革开放的关键环节。在农村，通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生产力得到极大的释放，城市工业化获得了充裕的剩余劳动力和物质支撑。1983年中央1号文件和1984年中央1号、4号文件，提出大力发展农村商品经济，于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到1989年，乡镇企业总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比重上升到60%。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促使“城乡内循环良性互动”发展格局得以形成。随着经济特区、沿海城市的开放、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设立以及外贸经营权的下放，我国有效嵌入了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形成了资源市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格局，沿海地区成为“世界工厂”。1988年2月，党中央作出沿海地区实施“国际大循环”战略部署。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精辟地阐述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为党的十四大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奠定了基调。随后，我国成功应对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逐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融入经济全球化中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2001年后，中国进出口总额以每年3000亿美元以上的数量增长。世纪之交中央提出实施对外开放“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到2006年，我国进出口贸易依存度从1978年的9.7%上升到64%以上，中国出口额占全球比重跃居世界第三位，外循环在经济发展格局中占主导。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使我国实现了飞速发展，但也导致了国民经济高度依赖外部，发展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不足。
2006年至2021年，我国经济循环体系逐步从“内循环和外循环并列”转向“以内循环为主的高水平制度开放”。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生产模式已难以为继。党的“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更加突出“内需”带动经济循环的作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将单一的国际大循环格局的弊端进一步暴露。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央出台了“四万亿”财政投资计划，以扩大内需转向国内循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面对国内产能严重过剩和金融杠杆率持续高位运行，中央实施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真正启动内需、实现高质量发展寻求新路径。与此同时，中央在经济发展的生产端和消费端不断推出重大战略，先后实施了“一带一路”倡议、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乡村振兴战略等，极大地消化了国内过剩产能，促进了国内供需平衡。这一时期，我国外贸依存度大幅下降，从2006年的64.2%下降到2019年的31.9%，但依然高于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20%，经济抗风险的韧性不足。2020年5月14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霸权主义、逆全球化思潮的盛行以及国内消费不足的严峻形势，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提出要构建新发展格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全面部署。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再次对构建发展格局进行了确认。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国际“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格局深度演变的必然要求。从需求潜力来看，中国拥有中等收入群体4亿人，至2021年，消费已连续8年成为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从供给能力来看，我国拥有1.5亿户市场主体，有完整的产业体系、强大科技实力以及持续提升的宏观经济治理能力。因此，我们有条件发挥好大国经济纵深广阔的规模集聚优势，高水平地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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