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制造业转移是一个集约化发展的过程。随着地区间的土地价差扩大，一方面制造业输出地以“三旧改造”为抓手，将土地资源从低附加值产业配置到高附加值产业上来，使单位土地产出率明显提高。另一方面制造业承接地以园区发展为重点，通过园区规划与建设，提供不同产业发展所必需的公共设施，如对化工产品、金属制造等园区污水排放的集中处理，把不同企业招聘的技工和人才所必须的住房、教育纳入公共服务范畴。此外，为提高园区经济密度（单位土地面积的GDP产值），许多产业园区创新管理方式，通过引进产业链中龙头企业，并委托其对园区经营管理，带动了上下游企业入园，实现了园区向集群的转变。美的南沙工业园建设与经营管理提供了这样一个成功案例。
广州在推进制造业转移中的重要作用
文章指出，近年来，广州在推进产业链上下游对接、地区间产业转移合作和科技成果跨地区合作等三种制造业转移模式落地中取得了明显进展。接下来，要持续做好制造业有序转移，还需处理好以下三个关系。
一是制造与服务的关系。作为一个对外开放程度很高的国家中心城市，广州经济的影响力与竞争力从来都不是以自己的生产和服务满足自己消费的自我循环来衡量和评价的，而是看全省、全国乃至全球经济对广州的发展需求和广州高质量地满足这些需求的程度。在企业跨地区配置日益普遍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对广州具有优势的技术服务、商务服务、外贸服务、社会服务、创新服务与生产服务等产生了需求。满足这些日益增长的需求驱动了广州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并促使其占比远远高于其他城市。但是，这与制造业立市并不矛盾，而是更聚焦于制造业链条上的中高端环节，如总部经济等以及为制造业发展提供各项专业化服务的领域。如果整个制造业迁走了，那么，研发与营销就失去了基础。当前在企业跨地区布局中，制造业发展已从一个城市的自成体系转向了地区分工合作推动。
二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制造业转移不是靠行政指令来实现的，而是企业根据不同地区的相对成本和市场变化自主选择的结果。虽然政府不能替代企业做出在哪里投资的决策，但是，可以通过公共品供给的数量与质量影响与引导企业的投资决策，诸如运输条件、营商环境、市场秩序和教育医疗等。而地方政府是当地公共品的供给主体，一个地区提供什么样的公共品，直接影响着当地企业的成本收益。现实中，地理区位和资源禀赋接近的两个省市在承接产业转移时存在明显差异的案例比比皆是。所以，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引导企业决策所不可或缺的。在这个方面，广州可探索的产业合作空间还是很大的。比如说，如何将具有引领性的营商环境标准更有效地延伸到共建的产业转移园，或如何以“产业飞地”模式，发挥广州品牌和广州标准在吸引制造业有序转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等。
三是集聚与扩散的关系。城市是通过与外部互动来实现能量转换的。一个城市如果传统产能转不出去，那么，新产业就缺少发展空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前的港澳地区因缺少发展腹地，使新产业发展受到限制的事实说明了这一点。如果传统产能转出去了，而新产业、新产品或新业态没有及时地发展起来，那么城市也会出现动力不足甚至衰落，如，20世纪80-90年代英国利物浦、曼彻斯特和伯明翰以及美国的匹斯堡、芝加哥等城市在一定程度上的衰落就是例证。只有通过创新驱动，不断推陈出新，才能在保持城市增长中创造出源源不断的产能外溢，进而形成广州与其他城市的联动发展。对广州而言，必须坚持把创新摆在全局发展的核心地位，不断营造适宜创新创业的生活、工作与生态环境，使不断流入的高素质人力资本进得来，留得住，过得好。只有加快创新发展，才能提供源源不断的转移资源，从而更好地促进广州与周边城市联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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