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国家两项涉港澳部署的战略交集
十九大有两项涉港澳战略部署：一是将港澳正参与的“带路”建设，写入中共党章（总纲第23条：“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一是将港澳正实践的“一国两制”，列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简称“新中特”）基本方略。党中央指出，这两项战略部署的结合点，就是支持香港参与和助力“带路”建设。
（1）“带路”建设提升香港全局性功能地位。香港回归祖国25年中，国家发生了两个影响香港功能地位的重要变化：一是，2001年12月即香港回归4年半时，中国加入WTO，我国从之前向世界开放，变成了与世界双向开放；世界从之前只对港澳开放，变成了也对中国内地全面开放。中国经济总量迅速增长，目前GDP排名世界第二；香港经济多项指标的国家占比和在全国或世界排名，相对滑落。如往来中国货柜，之前只能在香港装卸再进出中国内地；中国加入WTO后就可在中国内地任何港口装卸了。香港货柜呑吐量，2016年起就被洋山、宁波、盐田等内地港口和新加坡、越南港口陆续超越；世界排名也从第1-2名逐年下降，目前跌到了第10名，还将继续下跌。就是说，“十二条”和体现“十二条”的香港基本法，保障至今的“国际航运中心”这一香港传统优势，面临挑战。结合城市综合实力，国际航运中心排名，香港仍是全球第四（前三是新加坡、伦敦、上海）。
二是，2014年即香港回归16年时，国家资本和技术输出首次超过输入，中国输出产能和技术的“带路”建设顺势起步。中国经济也从之前的“引进来”打造国内市场，向“走出去”开拓海外市场转型。香港就以“世界各国各地区和内地各城市难以比拟和替代的独特优势”⑧，助力国家推动“带路”建设，其本身在国家发展大局的功能地位悄然提升。
（2）“两权结合”确保“一国两制”方针不变、实践不偏。列入“新中特”的这个方针，其表述只是“两权结合”，显示其是方针的核心：中央拥有对港澳全面管治权，与港澳享有高度自治权要有机结合。这同邓小平创制“一国两制”时就提出著名的“两不是论”，一脉相承：“港人治港”不是中央不管⑨，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⑩。
“两权结合”是对香港回归以来实践“一国两制”正反两方面经验的科学总结：坚持“两权结合”，“一国两制”方针就“不会变”、“不动摇”；偏离了“两权结合”，“一国两制”实践就会“走样”、会“变形”。如遇有中央不出手香港解决不了的问题时，“当断不断”或不出手⑪；又如主张“香港只有特区政府一支管治队伍”，狠批“两支管治队伍论”⑫等。
（3）国家需要香港和香港再创新辉煌。这些都是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首次提出。一是，国家始终需要香港。从解放全中国但不解放香港，到收回香港但不改变原制，再到香港在新时代“地位特殊”、“优势独特”、“作用不可替代”（习近平语），国家发展各时期，都需要与世界“同轨”而制度姓“资”的香港，充当国家与世界“接轨”的主桥梁，和突破美西方对中国封锁围堵或遏制的战略缓冲。
二是，国家不断成就香港。即使香港发生了对抗国家主体的激烈群体事件，在回归前不是“收回”或“解放香港”，在回归后不是“改变香港原制”。如回归前的“广交会”（经香港邀请未与新中国建交国家工商界参加）、“三趟快车”（供港90%蔬菜副食）和“东江引水”（供港80%淡水），即使香港发生了总理座机被炸和“九龙暴动”（杀残惨烈）。又如回归前的香港基本法如期颁布⑬，即使香港发生了声援北京“政治风波”的群体事件。再如回归后，“十三五”提出“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提升港澳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功能地位”，即使香港发生了“占中”事件；“十四五”赋予香港经济诸多新的定位，即使香港发生了“修例风波”。
三是，找准“国家所需、香港所长”结合点，香港定会再创新辉煌。“结合点”就是“十四五”和之前国家赋予香港的全部定位。“新辉煌”对标香港历史上两次辉煌：第一次是上世纪70年代香港跻身亚洲“四小龙”；第二次是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头10年，香港是国家招商引资的主渠道。
三、香港对国家战略价值
香港经济总量（GDP），早在1998年即回归祖国翌年，就被广东超越；2010年起不到10年，又先后被内地4个一线城市京沪穗深超越。其国家占比，从1996年16.8％，降到目前不到2％。香港对国家还有没有战略价值？若有，在哪里？
1、善用“两制”之利，是香港战略价值的关键
“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是党中央对“一国两制”事业的最新要求。“一国”之本，目前内地和港澳“坚守”的决心和立场非常坚定；“两制”中的国家主体姓“社”的制度之利（如党的领导、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等），大家比较熟悉；港澳姓“资”的制度之利，就都不是非常清楚，“善用”更是崭新课题。
（1）尊重“两制”差异，是善用“两制”之利的前提。邓小平有个著名的“两方面论”：“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简称姓“资”），“另一方面，也要确定整个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简称姓“社”）。他说：“不讲两个方面，怎么能说是‘两制’呢？那就变成‘一制’了。”
一是，“两制”不能等量齐观，国家主体姓“社”是港澳姓“资”的前提。将内地或大陆称为“国家主体”，是邓小平的创造，他幷提出著名的“两前提论”：“一国”是“两制”的前提；国家主体姓“社”也是港澳姓“资”的前提。他对国家主体若不姓“社”而姓“资”的危害，分析得最透彻：就会“历史倒退”：“两极分化”引起“百分之九十几人闹革命”或全国动乱；就会“难民遍布全世界”；就会港澳“首当其冲”、繁荣“一风吹”。他强调：国家主体姓“社”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定不移；深圳和上海浦东“整个还是社会主义制度”；都要做“改革开放实行姓‘社’不姓‘资’的标兵”。
“标兵”与“先行示范”同义。中央支持深圳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就是落实邓小平上述指示：深圳先行示范区仍然姓“社”不姓“资”。深圳因其姓“社”，不可能也不会取代姓“资”的香港。
二是，在“一国”和国家主体姓“社”的前提下，港澳可以也必须姓“资”。邓小平对香港若“用社会主义来统一”或“用社会主义方式去改变”的危害，也分析得最透彻：香港和国际社会“不会接受”；“勉强接受了，即使不发生武力冲突，也会造成混乱局面”；“将成为一个萧条的香港，后遗症很多的香港，不是我们所希望的香港”。邓小平这里讲的“武力冲突”、“混乱局面”或“萧条的香港”、“后遗症很多的香港”等，都不是内外敌势在香港制造政局动荡或美西方封锁制裁香港的结果，而是“用社会主义来统一”或“去改变”香港，和香港“勉强接受”的严重后果。
三是，姓“社”的国家主体和姓“资”的港澳之间，必须有边界。邓小平早就指出，中国收回香港后，深港边界“不会取消”，幷提升到“两制”差异的高度：“深圳和资本主义之间必须要有一个边界”。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现由澳门特区政府管理的“澳门大学横琴校区”和“横琴口岸澳门管辖区”，“适用澳门有关制度和规定”即实行姓“资”的澳门制度。党中央、国务院印发《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总体方案》（简称《横琴方案》）就明确规定：这两个区域与深度合作区的其他区域必须“物理围网隔离”。
（2）求大同、存大异，是善用“两制”之利的硬核。“‘一国两制’包含了中华文化中的和合理念，体现的一个重要精神就是求大同、存大异”（习近平语）。在中国，“大同”莫过于“一国”，“大异”莫过于“两制”。
一是，“两制”可以和平共处，“我不吃掉你，你也不吃掉我”（邓小平语）。“和平共处”作为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原则，用之于“一国”之内的“两制”，也是邓小平的创造。他说：“两种制度是可以允许的。他们不要破坏大陆的制度，我们也不能破坏他们那个制度。”
“我不吃掉你”，就是姓“社”的国家主体“不吃掉”姓“资”的港澳：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港澳基本法序言）。这是国家宪制性法律规定的“制度红线”。
“你也不吃掉我”，就是姓“资”的港澳也“不吃掉”姓“社”的国家主体：港澳对国家主体有“绝不能允许触碰的底线”（习近平语）。全国解放以来，中央三次宣布这个底线。建国初期周恩来对英方宣布：香港不能用作外国军事基地，香港政府要阻止颠覆新中国政府活动，要保护在香港的中国官员安全。主持制定香港基本法时邓小平宣布：“九七后”香港不能成为“打着‘民主’的幌子反对大陆的基地”。香港回归20周年时习近平宣布：“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都是“触碰底线”的行为，“绝不能允许”。
深入思考，若将香港基本法的“国家行为”⑭，解释为包括国家安全；则中央政府对香港法院审理国安案件就有最终约束力，若将中国刑法第3次修订增加的“缺席审判”，连同已有的“全国通辑”⑮，也适用香港，香港和海外任何涉嫌“触碰底线”行为都可“虽远弗届”。
二是，港澳姓“资”的制度，对国家主体姓“社”的制度有利。“两制”中姓“资”的制度之利，源于邓小平这一名言：“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
再溯其源，就是马克思提出的与他和恩格斯提出的“两个必然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同样著名的“两个决不会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三是，港澳姓“资”的制度要保持“成百年”。这也是邓小平名言：香港“搞资本主义，不是搞一段时间，而是搞几十年、成百年”。他还说：“五十年只是一个形象的讲法”，“前五十年是不能变，五十年之后是不需要变。”他特别指出：“这不是信口开河”，“不只是为了安定香港的人心，而是考虑到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同中国的发展战略有着密切的关联。”“为了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目标，要更加开放。既然这样，怎么会改变对香港的政策呢？”
临近香港回归25年即保持其姓“资”的制度五十年刚刚过半，内地和香港舆论场就有所谓“2047问题”和“下半场”或“二次回归”等说法。学习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有助消除以上误区：党中央已将“一国两制”，作为同“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等“显着优势”幷列的国家治理“制度体系”，皆无时间上限。
（3）“两个建设好”：善用“两制”之利的总要求。“我们既要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地建设好，也要把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建设好（简称“两个建设好”）。我们要有这个信心！”习近平这段话，堪称“一国两制”的经典。
一是，建设好制度姓“资”的香港，是香港工作中心任务。建设好制度姓“社”的中国内地，早已是党和国家工作重点或中心任务一百年不动摇；建设好制度姓“资”的香港，则是“两个建设好”首次提出。现在到了“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搞建设、谋发展上来”的时候，这是“解决香港各种问题的金钥匙”（习近平语）。
要建设好制度姓“资”的港澳，就要在尊重“两制”差异上不搞“全国一盘棋”。如国民经济五年计划自“十一五”改为规划、更重视市场决定配置资源后，就从“十二五”起都设立了“港澳专章”⑯，为不同于姓“社”的国家主体而姓“资”的港澳，单独规划经济蓝图。如对香港，则在“十二条”首提三大传统优势以外，陆续确定了8个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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