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始至终，有关这件事我一通主管的关切电话皆未收到，而同事却收到了一堆电话关切，被主任问我有没有跟同事散布她的谣言。就连我可能需要的社工联系资讯，她都是传给同事，让同事转传给我的。选举结束离开后，某次我才得知，连我那时的身心就诊都可以由党部支付，而这些资讯我当时完全没有得到。我难过地告诉同事，我是带着热忱进来民进党，带着伤和遗憾离开的，我失去了眼里的那道光，直到现在仍在疗愈。
无力感越来越重，在某种大局当前的氛围与压力下，我现在才能理解与接受，我的感受才是最重要的，我压根没有错，而这绝对不是自私。前主管曾询问过我是否有被性骚扰的证据，我说我没有；可我想，我现在所陈述的这一切事实与感受，就是最好的证据。我要撑不下去了。在溃烂之前，再痛我也想腕掉。
这次，我选择为自己勇敢。我想再次相信这个世界，相信公平，相信正义，相信人与人能被理解，而不是“我忘了妳还太年轻”：并非我太年轻所以我要承受这些“成长”，这不是为我好。
这样的人如今是党中央的副秘书长。当时高举着妇女权益旗帜的人未成为我的翁文方，我就要成为我自己的翁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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