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后来男方开始有些进一步的举动；“例如没问过就帮我买早餐”， 或叫计程车到她家楼下要求陪他去喝酒。且传讯息频率越来越密集，常深夜打电话。
她指控，男方在各种饭局喝醉时对她搂腰、摸屁股、玩头发、偷亲脸颊。她称自己都拒绝，却没效，“这些事情都让我难受到好想死”，但还是必须故作微笑的说，你不要这样。
她说最令她恐惧的，是有两次部门到外县市出差，必须在外过夜时，餐会结束，男方跑来要求她回饭店，她拒绝后，男方竟回“妳给我上车”。她说当时只好向其他在场的年轻学生们说“没事没事”，就跟着他上计程车回到住宿处。
之后男方跑来按电铃，藉故说他的钱包放在她背包，他要进来拿，一整晚都用此理由想进房间，但事实上，他的钱包根本不在这里。她控诉，虽已明确要求他离开，但男方不但拒绝，还疯狂按电铃、敲门、踹门，最后直到其他同仁来把他带走，才结束这场闹剧。
另一次是她住在他房间隔壁，她提醒他讲电话声要小声点，因隔音很差，但男方马上跑来敲门质问她听到什什么，结果她开门后男方把她房卡抽掉，“叫我去他房间谈”。
“我决定向主任申诉”，她说，面谈一开始，主任告诉她：“他每天送妳早餐已经是很严重的事了！”她本来抱着信任继续告诉主任，指自己有明确表达拒绝态度，但主任听完后却又表示：“不是啊！妳给人家烧到整懒趴火，还关门说要保持距离，谁不把这个门撞开”、“雄性动物追求异性不成，总会被伤自尊嘛，妳要多体谅”，反过来检讨她。
她控主任后来态度大转变，开始针对她，处处对她的计划书、工作藉故刁难、嘲笑、威吓；除隐蔽性平事件，甚至以这件事影响部门气氛，逼她要跟男方道歉。“他给我三个选项，一是调到其他部门，二是用党内规处理（资遣）我，三是要我跟男方道歉”。
她描述，当时地点是在中华路钱柜，我一到场，看到男方拿着Bar、翘二郎腿，一副气势凌人。她记得男方说出口的事情，无论是否与我有关、是否是事实，她都一一道歉，主任就开始嘲讽她：“一开始就跟妳说，妳这个人就是不受教！”，“我卑微的回应对不起，我不应该”。没想到结束时，她突然感觉呼吸困难，“嗯！我倒下了”。倒下后，她说感受到一股黑影袭来、身体被触碰，是男方面对面抱着她。他还自豪的对旁边党工说：“有人昏倒就是要这样抱！”当时她全身无力，面对整个身体腰间被男方搂着“我真的很想大声尖叫，但我根本没有力气反抗”、“我真的觉得我全身都脏透了”。
她批主任不时在工作群对她冷讽，甚至用脏话出言辱骂，骂我：“干”、“妳很机掰”，也曾当众羞辱我没脑子。我那时患上忧郁症，需服药，“所以我也有错，精神不济”，“但我受到的惩罚真的合乎比例吗？”更说有次主任气着把她拎到我前主管新闻部主任的办公室，扔下各种文件、党内规，“要她把我带走，说他不想看到我”。实在承受不住压力，她最后决心要辞职，返回家乡静养。
但她说交接完资料，正庆幸终于要从这个工作解脱时，竟又直接在党中央10楼昏倒。她说她听得到大家呼喊的声音，但她全身无力，党部叫了救护车送到台大医院急诊。“我就在民进党的中央党部，因遭受职场霸凌而昏倒。可能连电影都不敢这么演，但这一切都如实发生。”
她表示，她事后得知，这消息也惊动到高层，但后来，也没有任何下文。很遗憾“从我受害至今，从未获得应有的对待与说明”。
她进一步地说，她也曾想投诉，但担心伤害党、连累党工朋友的政治生涯，甚至会自我怀疑：“开性平会有效吗？会不会变成罗生门？年轻党工要为我作证吗？他们还有很长政治路要走，要因为我断了他们的路？”每次想完后，我就作罢放弃，仍如同行尸走肉般的过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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