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新态势的内容
结合并审视拜登政府对外交往及其对华政策的出台和实施，显然以“投资、结盟、竞争”为主要内容的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新态势更具战略竞争性、逻辑性和操作性，即拜登政府意欲通过“国内投资+结盟盟友和伙伴≥中国竞争”的内容模式赢得与中国在21世纪的大国战略竞争。
首先，增进国内经济、科技和创新投资，提升美国国家实力基础。一如《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指出，“我们在世界的角色取决于我们国内的实力和活力”。面对美国现代历史上最有活力和最强大竞争对手的中国，美国应在优先注重国内事务的前提下增强自身以及盟友伙伴的实力。 因为没有实力或缺乏实力，不论是国内社会还是人类社会都会变得脆弱和不牢固，甚至面临诸多安全挑战。在美国“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的“泛安全化”思维模式下，拜登政府既对外维持了特朗普政府时期对华贸易逆差的加征关税，又对内大幅增进包括基础设施在内的经济、科技和研发创新投资，以期通过实力基础的提升获得对华战略竞争的优势和地位。
换言之，美国外交作为其内政的延伸必须服务于美国国内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治理需求，尤其当外交政策成为美国国内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美国安全和繁荣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于国外，而是来自国内本身。……美国若要继续在海外行动自如，就必须重建其权力的国内根基，无论今天还是在可预见的未来，外交政策需要始于国内”。这也类似美国“遏制之父”乔治·肯南在评估“苏联威胁”的“长电报”中写道，“……国内和对外政策便交织在一起。凡是能够解决我们自身社会问题（的政策）……都是对莫斯科的一次外交胜利”。因此，入主白宫后，拜登迅速签署并推出一系列围绕美国“实力地位”和“国内振兴”且重建中产阶级的“长期性投资”法案，例如，“美国救援计划”“美国就业计划”“美国家庭计划”等。又如，针对美国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于中国的现实问题和投资美国未来的构想，拜登政府更是提出规模超达2万多亿美元的“21世纪基础设施”倡议。再如，为了加强美国在人工智慧、量子技术、半导体产业、空间技术、清洁能源与生物技术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创新变革领域的优势，2022年8月9日，作为科技创新法案最终版本的《晶片和科学法案》在美国国会完成立法流程之后随即被拜登签署。
其次，结盟盟友和伙伴关系，构建美国主导的自由且开放的印太地区。不可否认，自人类社会产生冲突和战争以来，与盟友和伙伴结盟或者组建联盟便成为包括城邦、帝国、国家或其他任何政治单元用以赢得战争和维护安全最常用和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对美国而言，结盟盟友和伙伴关系不仅仅是应对传统意义上的“高阶政治”问题和挑战，而是推进其所主导的地区和国际秩序的重要工具和战略依托，尤其是就美国和印太地区的复杂关系来说，一方面，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一直是在亚太地区有着重要利益和作用的国家，既是在“亚太地区具有支配性地位的大国”，又是“唯一在本地区拥有强大联盟体系的大国”。 在“美国治下的和平”的国际制度架构下，很多亚洲国家视美国为在本区域拥有重大利益的常驻大国，并认为美国持续为该地区提供安全保障和保护伞，同时它们又希望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而不是被迫在美中之间作出选择。 另一方面，美国为了遏制不断崛起的中国对亚太地区主导权的获取，通过定义下个世纪的美印关系将南亚地区大国印度融入亚太地区，进而推出“印太战略”。所以，依据“印太战略”构建美国所谓的自由且开放的印太地区就必须扩大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和伙伴关系，并使之结盟或与之协同，最终增强拜登政府所宣称的“盟友是美国的实力倍增器”。
因此，在一个由地区构成的世界，特别是在当下的印太地区，随着“印太战略”的持续升级及有关措施的不断出台和实施，美国除了与传统的盟友，诸如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增进既有的军事同盟合作之外，还与澳大利亚和英国形成一种新的安全伙伴关系（AUKUS），更是在“印太经济框架”（Indo -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IPEF）下进一步充实包含盟友在内的与太平洋岛国的伙伴关系。例如，2022年5月26日，作为太平洋岛国的斐济是第14个加入“印太经济框架”的初始成员国，也是首个加入该框架的太平洋岛国。又如，为了抗衡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签署的安全协议及其影响力，美国正在筹备一项属于“印太战略”一部分的太平洋岛国战略。
其三，加持战略竞争，寻求美国偏好的危机管控机制。源于竞争而来的战略竞争作为国家间竞争关系的高级形式，不仅是力量和地位之争，也涉及制度、价值观、秩序安排之争，更超出双边范围，对其他国家的行为、地区和全球局势产生直接或间接冲击，特别是对21世纪的中美战略竞争关系而言，尤为如此。 但另一方面，美国表示在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同时，也要避免冲突或新冷战。换言之，拜登政府在加持对华战略竞争过程中，也将预料之中与预料之外的冲突风险和危机管控作为中美关系“消极合作”的优先事项。
实际上，在中美战略竞争的新常态时期，因应中美之间留待诸多的双边、地区和国际问题等结构性要素，中美关系已经从解决战略分歧走向战略争议，从确定共同目标转向危机管理。比如，在双边关系领域，美国动辄以“长臂管辖”式的国内规则肆意干涉中国内政和践踏“一个中国”原则。自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国会相继制定《与台湾交往法案》《2019年台湾邦交国际保护与促进倡议（台北）法案》《2019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2019年香港人权和民主法》《2020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等法案之后，美国国会又提出并推动《台湾政策法》。值得严重关切的是，该法案要求赋予台湾“重要非北约盟友”的地位，以此加强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 又如，在国际网络空间治理领域，美国强调网络规范应以信息自由流动为目的而非以信息安全保障为目标。但中国认为，国际网络空间治理事关国家网络主权安全和国家安全，国际网络空间治理应以安全为优先规则。所以，作为中美战略竞争的新兴领域之一，中美两国有关国际网络空间治理的规则之争就必然激化为规则制定权之争甚或价值观之争。
除此之外，就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来说，共谋全球经济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可谓是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共同事业和责任。然而，作为最发达国家的美国不但没有严格履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还以其自身的“碳达峰”规则标准施压中国“碳中和”和“碳达峰”减排目标。质言之，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不断展开并长期化的背景下，虽然不寻求冲突和避免新冷战是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新态势的重要组成，可是中美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及要素已经使得两国发生危机的潜在风险在急遽上升，且缺乏足够有效的管控机制，因此加强危机管理对中美双方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客观必要性和合理性。但从美国规划和实施国家安全大战略的历史经验来看，美国常常将危机管控作为另一种竞争手段，以危机管控之名，行限制对手之实，目的是继续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
三、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新态势的特点
拜登上台至今，虽然美国国内面临政党政治的极化、民主制度的衰败、社会族群的不平等和撕裂以及新冠疫情跌宕下经济通胀率企高等种种乱象，但其对华战略竞争新态势的总体实施和后续跟进愈来愈呈现出积极有为的特点。
第一，对华战略竞争目标更加明确。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秩序的贡献者和21世纪的主要竞争者，美国在重建当代国际体系中一直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领导作用和角色。因此，面对中国崛起带来的结构性挑战及其对世界秩序演变的重大影响，“让美国重新领导世界”和“维持对华强硬的政策基调”无疑是拜登政府对外政策的重点和对华政策的焦点所在，即美国对华接触战略已被全面压制和遏制中国崛起的竞争战略所取代，打压中国的崛起势头和实力升级是美国必然的选择。其主要表现为：在政治制度上，寻求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从法理及国际法上讲，主权平等原则赋予各国根据其国情特征选择和实行相应国家体制的国际法权利，且内政不容干涉。然而，继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定义为“威权体制”、把与中国的竞争视为“赞成专制体制者和赞成自由社会者之间的政治竞争”之后，拜登政府更是视“专制与强势”的中国为国际体系的挑战者。对此，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指出，确保民主体制的良好运作是拜登总统任内的“中心组织原则”之一，拜登政府将让中国重新思考所谓“美国衰落”的论断，在民主和专制到底谁会胜出的问题上，未来的10年是至关重要的。 在经贸发展上，力图摆脱所谓的“对华经济依赖”。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尽管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利好世界经济体系，但在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发生根本性、整体性逆转的趋势下，即便拜登政府提出“再挂钩”以示对特朗普政府一边倒的“脱钩”政策的阶段性和局部性回档，但基于摆脱所谓的“对华经济依赖”的战略性“脱钩”比起“迫使北京改变其‘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或低价值链的“再挂钩”更具重大战略意义。在科技研发上，开始推行对华“小院高墙”科技竞争战略。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科学技术不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导观念”，而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所在，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因为在一个包含安全与发展的全球化时代，“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因此，伴随百年大变局中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中美战略竞争时代的迭加效应，阻止和打压中国高科技领域快速发展就成为拜登政府开始推行“小院高墙”科技竞争战略的题中之义。该战略更凸显精准打击、政府支持、重视安全和依托盟友等特征，在某种程度上既改变了国际科技竞争环境，也对中国的科技发展提出了诸多新挑战。
第二，对华战略竞争布局进一步展开。“所谓大战略（高级战略）的任务，就是协调和指导一个国家（或一群国家）的一切力量，使其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这个目的由基本政策来加以决定。”相应的，在中美战略竞争日益激烈的大变局时代，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布局，即根据不同地区和区域的具体情况和现实需要推进和执行不同的政策措施，越来越显现出“世界化”的政策组合，亦即从次地区层面延伸至地区层面和全球层面。
首先，在次地区层面，积极介入与中国有领土主权或海洋权益声索的国际争端，蓄意恶化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例如，在钓鱼岛问题上，拜登多次宣称《美日安全条约》第五条适用钓鱼岛，甚至重申可动用核武器保卫日本。又如，在“菲律宾南海仲裁案”裁决5周年之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声明重申对“7.13声明”的认可和支持，即中国在南海所谓的扩张性海洋主张没有国际法依据。 特别是就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来说，美国始终将其所谓的《与台湾关系法》、“六项保证”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并列，甚至凌驾其上，意欲掏空“一个中国”原则。这不仅严重危及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的政治基础，更是中国主权、发展和安全利益的严重威胁和长期挑战。
其次，在地区层面，以印太战略为抓手，塑造中国崛起的地区战略环境。正如布热津斯基指出，在21世纪，当中国从“地区性的国家”成长为“全球性的大国”，美国就要把中国视为有能力、有民族意志在其国境之外运用力量影响去改变现有地缘政治状况以至影响美国利益的五个“地缘战略棋手”之一。而印度作为欧亚大陆五个“地缘战略棋手”之一，在同美国的欧亚大陆利益不冲突的情况下，更会成为抗衡中国的竞争对手。正是基于此，在特朗普政府正式推出“印太战略”意图保持有利于美国的地区战略平衡之后，拜登政府更是对“印太战略”所涵盖的地区和区域作了更进一步的塑造和构建，不但加强了与东盟的战略合作关系，而且逐步进入到之前未曾重视的太平洋岛国区域，进而抗衡中国在全球五大洋中面积最大的太平洋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对此，2022年7月13日，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在出席太平洋岛国论坛致辞时表示，“我们承认，这些年来太平洋岛国没有得到应有的外交关注和支持。所以我今天直接对你们说，我们要改变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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