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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台湾股市基本情况（1999-2023年） |
三、证券市场表现是执政党选情的晴雨表
台湾社会高度商业化资本化，普遍关注经济问题，“宏观的总体经济环境常被视为治理绩效的重要指标”⑧。近年来，台湾民众在参加选举活动时对经济民生、社会治理绩效的赋值有所增加，部分经济选民、理性选民倾向于将经济现实、经济预期与投票取向进行挂钩。但是，“当下的台湾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而非真正理性的经济社会”，一旦涉及政治、安全议题时，“民众的选择就不再简单地以经济民生作为唯一视角或决定投票行为的重要标准，而是变得复杂与多元”⑨。观察历次台湾“大选”，尽管候选人、政党、媒体和选民都强调经济民生的重要性，但经济议题从来没有真正成为选举的主轴。特别是2014年“反服贸”以来，在民进党的操弄下，台湾社会惧统、“反中”意识上升，2019年3月，台“中研院”社会所“中国效应专题研究小组”调查指出，台湾民众认为“国家安全”与经济利益何者更重要的比例是58.3％对31.3％。
不过，政治挂帅的选举生态并不意味着经济因素对“大选”不能产生重要影响。其一，各候选人需要认真对待与回答各类经济民生问题，出色的经济政见往往能抬升民众对其上台的预期。比如，陈水扁2000年选举中打出了“投票给阿扁，股市上万点”的口号，马英九2008年选前也开了“633”（经济年增长率达6％、失业率降到3％、年人均所得达3万美元）的支票，均有效激发了选民热情。其二，民众对当下经济的认知和收益情况直接影响其投票行为。若选民认为台湾经济表现良好，或者执政党经济政策于己有利，则会倾向于投票给执政党候选人，反之则会结合未来预期等因素做出不利于执政党的选择，这也是执政党选前大力美化经济形势的主要动因。其三，执政党政策买票能产生区块式吸票效应。这在2020年“大选”前表现得尤其明显。从2018年九合一选举败选开始，民进党当局“便凭藉公权力及所掌握的经济资源，大肆政策性买票，以短期的经济利益诱骗选民的支持”⑩。特别是选前数个月，接连采用减税、补贴、奖励等政策措施，对农民、渔民、青年、育儿者、单身、老年人、身障者以及旅游业者、客运业者、夜市商贩、家电业者、中小企雇主、股民等不同群体与阶层实施不同程度的利益投放，不仅对冲了韩国瑜的“两岸红利牌”、“庶民经济牌”，减弱了弱势群体、不景气行业人员对民进党施政不力的怨气，还争取了部分中间选民向绿营靠拢。
[表1：台湾股市基本情况（1999-2023）]
在诸多经济因素中，股市表现在选民对执政当局做出倾向性意见乃至投票决定时产生的影响相对更加直接。有岛内网络业者在分析“蔡英文执政满意度跟台股指数有什么关系”时指出，2017年至2022年“台股长期上万点”期间，“蔡英文满意度”与“台湾加权股价指数”的相关系数为0.57（中度相关），若不计COVID-19疫情影响，两者相关系数达0.83(高度相关)，由此推论出：“台股越好，蔡英文的民调满意度就会跟着好；台股越糟，蔡英文的民调就好不了。”⑪分析历次“大选”结果与台湾股市表现也可发现，选前一年台湾股市的强弱对选情有着重要影响，若表现强势，则有利于执政党候选人，反之则利于对手。1999年，台股大涨31.6%，次年李登辉支持的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上台；2003年，台股大涨32.3%，次年陈水扁连任；2007年，台股小涨8.7%，但陈水扁当局“台独”挑衅严重威胁台海和平稳定，最终民进党败选；2011年，台股大跌21.2%，寻求连任的马英九仅赢蔡英文不到80万票；2015年，台股以10.41％的跌幅在亚洲股市中排倒数第三，每位股民平均赔25.08万元新台币，次年民进党大胜，蔡英文上台；2018年，台股持续不振，至九合一选举前夕的10月26日，股指降到全年最低，平均每位股民损失约70万元新台币，结果民进党大败；但2019年，台股以23.3%的涨幅创下10年来纪录，每位股民大赚70多万新台币，次年蔡英文连任。
由此视之，台湾股情与选民的政治情绪乃至投票倾向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选前一年的股市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执政党有无胜算的晴雨表。一般来说，股指涨幅越大，民众收益越多，则执政党连任的概率越大；股指掉得越厉害，赚钱效应越低，则执政党选情越低迷，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其一，炒股在岛内是“全民运动”，几乎每个家庭的收入都与股市息息相关。据统计，台湾2020年“大选”的选民人数为1931万，而股民人数2019年底为1057万人，到2021年底超过1200万，且20-30岁年龄段增长最快，这意味着股民与选民的重合度越来越高。其二，台湾社会重实利、善投机、炒短线，股市好坏直接影响股民对执政党的好感度和对经济发展的信心，自然会在投票行为上有所反映。
四、美国不反对是胜选的重要条件
美国历来宣称基于“民主原则”不会介入台湾选举，对任何一个候选人和政党都“保持中立”，但实际上或明或暗介入和干预每一届台湾“大选”。这是因为在“大选”中胜出的政党、个人是未来四年代表台湾与美国打交道的主要行为主体，美国期待通过干预台湾选举促使“意中人”当选或者“不中意的人”落选，从而维护和拓展美国在台海地区的利益，并保有“以台制华”战略的延续性。美国在台协会前主席卜睿哲（Richard Bush）就曾指出：“美国会检视任何一位候选人在相关政策上所追求的东西，是否与美国在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本利益一致。”⑫言外之意是，台湾各候选人的两岸和对外政策必须符合美国维护亚太霸权的需要。在美国视中国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的背景下，美国倾向支持的台湾“大选”候选人大致有三个标准：必须坚决反对大陆“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也就是具有抗拒统一的意志与能力；在战略上“亲美”，能够配合执行美国“以台制华”的战略策略安排；两岸政策不冒进，未经美国授意，不得触发大陆采取“非和平方式”。
美国介入台湾“大选”的时机、方式往往根据“对中美关系、两岸关系和台湾选情的主观分析”而定，“有选前介入也有选后介入，有明确介入也有模糊介入，有正式介入也有非正式介入”⑬等，但总体来看，选前介入多于选后介入，模糊介入多于明确介入，非正式介入多于正式介入，美国见机行事，得心应手。美国介入台湾“大选”的自信，在于美国无论对台湾政坛还是对台湾社会都拥有趋于控制性的影响力。其一，国民党、民进党乃至后起的民众党等岛内各大中型政党都奉行“亲美”路线，且候选人选前有赴美寻求沟通和支持的传统；其二，台湾社会具有强烈的崇美倚美心理，习惯于以附庸者、被保护者的角色接受和听从美方的意见；其三，美国在岛内拥有诸多可以施加政治影响的平台和渠道。因此，美国介入台湾“大选”不仅手段多、成本低，而且见效快，稳定性强。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隆甚至断言，“美国支持谁，谁就当选，不支持谁，谁就落选，没有例外。”⑭
从美国介入台湾“大选”的历史来看，除了个别突发性事件导致意外发生之外，台湾“大选”结果确实基本上符合美国的预期。美国允许李登辉“访美”并派航母打击群反制中国大陆的军演威慑，直接促成了李登辉1996年当选；2000年“大选”前几天，美方松口表示“不反对陈水扁当选”，成为民进党上台执政的临门一脚；2008年“大选”前，美国高级官员不仅对陈水扁“入联公投”多次明确表达反对态度，曾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的包道格还在“大选”前一天为马英九绿卡问题“解套”，结果民进党候选人谢长廷以大比分输给了马英九；2011年9月蔡英文赴美“面试”时，白宫官员以匿名方式对外声称“她让我们明确怀疑她是否有意愿和能力维持近年来区域所享有的稳定的两岸关系”，相当于判定蔡不是美国的“意中人”，次年选举蔡失利；在台湾2016年“大选”中，美方尽量展现“中立姿态”，在蔡英文和朱立伦分别访美时也提供了“同等的接待规格”，但从始至终没有对蔡英文表露不信任的倾向，蔡英文最终也如愿当选。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调整对华政策，全面开打“台湾牌”，提升美台实质关系尤其是军事安全关系，支持蔡执政地位。与此同时，美通过民间渠道对韩国瑜阵营抛出五大“考题”，迫使韩取消选前访美行程；藉“王立强假间谍案”等炒作韩国瑜接受大陆政治捐助、大陆“用假新闻影响台湾选举”等，实际上表明了挺蔡弃韩的态度，最终蔡英文以高于对手近20%的得票率获得连任。只有2004年台湾“大选”是一个特例：陈水扁在首个任期先后抛出“一边一国论”、“公投绑大选”等挑衅性议题，引发美国政府的不安和多次正式警告。台湾“大选”前一段时间，时任美总统布什亲自对来访的中国总理温家宝表示：“最近从台湾传出一些试图改变现状的信息，令人不安，美方不赞成。我们反对单方面试图改变台湾现状的做法。”⑮但由于“大选”前一天发生离奇的枪击案，陈水扁最终以0.228%的极微优势胜出。
由此视之，美国介入台湾“大选”的重要目的之一在于促使“中意”的候选人当选，不合美国意图的人失利，与此同时，藉此增强和检验对台湾政坛和社会的影响力。美国介入和干预台湾“大选”的成效，反映了美国对台湾政治的控制及影响程度比较高。从台湾候选人的角度来看，美国的支持一定会有加分作用，但一般情况下并非胜选的主要原因；美国有时候不持明显特定立场，但会通过相关表态规制各候选人政见向美国期待的方向靠拢；美国反对谁，谁就基本上选不上。
五、结 语
以上四条规律是在台湾政治选举尤其是“大选”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并凸显出来的，只要台湾选举政治的内外环境未发生结构性的变化，这些规律就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但要看到，彻底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必然性，决定了台湾“大选”的这些规律只是阶段性规律。一方面，随着大陆综合实力的持续提升和两岸融合发展的深化，两岸和平统一越深入人心，台湾选民就越倾向于选出赞同两岸和平统一的台湾地区领导人；另一方面，祖国统一进程推进到一定阶段，无论是台湾各主要政党还是台湾选民都必须在“统”与“拒统”之间做出选择。当前，既要认识到“无论何党何派在台湾掌权，都无法改变两岸关系向前发展的总体趋势和祖国统一的历史大势”⑯，也要跳出台湾地区选举的思维桎梏，从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牢牢把握两岸关系的主动权主导权，促使台海力量对比和战略态势持续向大陆倾斜，为彻底解决台湾问题创造更充分的条件。
注释：
①朱磊：《国家统一的系统演化动力——复杂性思维视角下的中国国家统一战略》，北京：九州出版社，2019年版，第380页。
②《“要期待我明年一次就选上”，柯文哲：两岸维持现状恐是不得已的选择》，台湾“三立新闻网”，2023年4月18日，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1282305
③《陈水扁不愿否定“台独”主张》，中国新闻网，2000年3月10日，https://www.chinanews.com/2000-3-10/26/21381.html
④孙亚夫、李鹏等：《两岸关系40年历程》（1979——2019），北京：九州出版社，2020年版，第70页。
⑤《赖清德与政大学生座谈 释疑务实“台独”主张》，台湾“中央社”，2023年5月16日，https://www.cna.com.tw/news/aipl/202305160433.aspx
⑥《社评：2020选举“基本盘”与“同温层”》，香港“中评社”，2020年1月28日，http://bj.crntt.com/crn-webapp/doc/docDetailCreate.jsp?coluid=1&kindid=0&docid=105670610
⑦胡凌炜：《台湾中间选民投票行为与2020“大选”》，香港《中国评论》月刊，2019年9月号。
⑧社论：《执政党三连败的经济因素》，台湾《经济日报》2023年1月11日，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28/6901601
⑨王建民：《台湾选举到底“经济优先”还是“政治优先”？》，中国台湾网，2019年9月29日，http://www.taiwan.cn/plzhx/plyzl/201909/t20190929_12206027.html
⑩邓利娟：《经济因素对台湾选举的影响及思考》，香港《中国评论》月刊，2020年4月号。
⑪《蔡英文满意度跟台股高度相关？》，台湾“中时新闻网”，2023年1月27日，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30127000013-260407?chdtv
⑫苏起：《两岸波涛二十年纪实》，台湾：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384页。
⑬王伟男：《美国介入台湾“大选”的历史与规律》，香港《中国评论》月刊，2021年9月号。
⑭《游盈隆：2020“大选”美国因素重要性远超中国》，台湾“风传媒”，2019年12月11日，https://www.storm.mg/article/2090093
⑮《温家宝访美：布什明确反对“台独公投”》，CCTV台湾频道，2003年12月12日，https://www.cctv.com/program/mnhsj/20031212/101937.shtml
⑯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新华社2022年8月10日电。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3年9月号，总第309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