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11月3日电／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进程中，产业升级和产业跨区域转移是不可回避的重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顺应产业发展大势，从时空两方面统筹抓好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落实好这一重要任务，必须厘清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的经济本质，遵循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避免出现产业盲目升级和无序转移。
学习时报发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杨振文章表示，从经济本质来看，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都是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是市场分工在产业链不同环节和不同区域的调整与重构。其中，产业升级是产业价值链分工体系的优化调整，既涉及到产业价值链体系的完备性，如短板产业补链和优势产业延链；也涉及到产业链向高附加值环节的不断攀升，如传统产业升链和新兴产业建链。而产业转移则是现有市场分工体系在不同区域之间的重构，是各个区域发挥好产业发展禀赋优势的过程。因此，无论是产业升级还是产业转移，都有赖于市场分工体系的深化，违背市场分工一般规律的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都是需要警惕的。
推动短板产业补链和优势产业延链，要平衡好全局任务与局部行动的关系，谨防出现逆市场分工的“分解谬误”现象
文章分析，站在中国产业发展全局来看，在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国际背景下，补链和延链当然是中国实现产业升级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全局任务不同于局部行动，如果“家家补链、户户延链”，就容易出现违背市场分工、降低市场效率的“分解谬误”现象。当前，在产业招商引资过程中，不少地方制定了完备详细的产业链图谱，并依此对本地产业发展相对缺失的上下游环节给予各种政策支持，试图关起门来在本行政辖区构建一个更完整的“全产业链”链条。从市场分工效率看，这种“个体理性”的意图可能带来“集体非理性”的结果。
事实上，由于每个地方的禀赋条件不同，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环节自然也就不同。在市场经济逻辑下，每个区域会依市场分工进行专业化生产，然后区域之间再通过协作共同组成产业链分工体系。倘若存在严重的地方保护或市场分割，地方纷纷构建“大而全”产业链条的做法，无疑是可行也必要的。但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制度安排下，区域之间更需要的是通过专业化分工提高产业运行效率，并根据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形成优势互补的产业协作关系。因此，推动产业升级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健全区域战略统筹机制，平衡好产业补链和延链的全局任务与局部行动，防止各地盲目全产业链建设带来“分解谬误”。
推动传统产业升链和新兴产业建链，需把比较优势思维转换为竞争优势思维，构建起与高成本要素兼容的产业分工体系
文章指出，低成本要素支撑是中国传统产业体系的一个主要特征，但经验表明，低成本要素形成的比较优势并不必然构成产业竞争优势。一个国家产业体系发展，如果主要依赖低成本要素支撑，这样形成的产业比较优势是容易被他人模仿或替代的。当更低成本的他国生产要素进入世界市场，相应的产业环节被替代的风险自然提高，产业发展也就缺乏接续性和竞争力。因此，推动产业升级要把比较优势思维转化为竞争优势思维，积极提升要素成本消纳能力，不断提高市场觅价水平。2022年，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的人均GDP分别达到7.65万美元、4.82万美元、3.38万美元、3.22万美元。这些国家的要素成本显然较高，但它们仍然能够创造条件吸引制造业回流，关键在于其产业体系能够兼容高成本要素，企业的觅价能力普遍较高。
其实产业升级的核心要义，就是要逐步构建起与高成本要素兼容的产业分工体系，这是产业链向高附加值环节攀升的基础。相比之下，2022年中国人均GDP仅有1.27万美元，虽然低成本要素优势没有系统性消失，但要素成本上升也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的产业升级迫切需要逐步构建起与高成本要素兼容的产业分工体系，不能沿着“资金补贴—降低要素成本—利用比较优势”的升级路径，而是要顺应“成本上升—提升定价能力—发挥竞争优势”这一产业升级的国际大趋势。
从经验看，与高成本要素兼容的产业分工体系，是市场分工向高级化演进的结果，它以大量企业常年在附加值中低环节的技术和经验积累为基础，因此也是企业逐步提高市场觅价能力的结果。这启示我们：产业升级不是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数量结构对比，传统和新兴产业都有深化市场分工、提升产业层级的空间。推动传统产业升链和新兴产业建链，不宜人为划分产业的高端和低端属性，也不能在政策设计上区别对待，必须统筹处理好传统和新兴产业发展。那些对传统产业“一关了之”、对新兴产业“一哄而上”的产业升级行为，往往因为本地没有坚实的诱使产业升级的市场分工基础，从而表现出一定的盲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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