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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应积极致力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 |
中评社╱题：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政党交往分析 作者：孔祥琦（大连），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王新影（大连），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
【摘要】中国共产党与日本政党的交往是中日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党交促邦交是中日关系深入发展的重要动力。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中国共产党与日本政党开启了全面交往的历程，在经历了以党际交往促进国家间关系缓和阶段后，又进入了党际交往蓬勃发展的新阶段。50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在与日本执政党交往过程中主要通过与“友华派”保持密切往来、超越意识形态分歧、以经促政等方式深化党际交往，与日本在野党的交往则着力通过政党友好往来推动国家关系发展、藉助政党力量制衡日本政府不良外交倾向，进而实现从在野党外交到执政党外交的顺利转换。未来中国共产党与日本政党交往要以新型政党关系为根本遵循，以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为目标指引，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要驱动，强化执政党外交的稳定性，幷不断凝聚与日本在野党的广泛共识。
中国共产党和日本政党的党际交往作为中日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推动两国关系沿正确方向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1972年9月，中日两国签署了恢复外交关系的《中日联合声明》，从而实现了邦交正常化。5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与日本政党间的交往不断深化，在增进两国政治互信、促进中日友好合作等方面取得了显着成效，为中日关系的持续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本文系统回顾了邦交正常化以来中国共产党与日本政党的交往历程，幷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宝贵经验，以期为当前和未来中日国家间关系和政党间交往提供有用参考。
一、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国共产党与日本政党交往历程回顾
早在1952年美国当局结束对日占领后，中国共产党与日本政党为促进两国关系早日实现正常化，便开启了以党交促邦交的政党交往历程，幷有效推动了中日关系正常化进程。此后，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国共产党与日本政党也开启了全面交往的新阶段。
（一）中国共产党与日本政党开启全面交往阶段（1972年至1989年）
中日邦交正常化推动两国关系迈上了新台阶，中日政党间的党际交往也随之进入到了愈加活跃的新阶段，开启了全面交往的新历程。
中日执政党交往深入发展。一是中国共产党与日本自民党的高层往来全面展开。中国方面，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成为首位访问日本的中国国家领导人；1983年11月，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首次访日。日本方面，自民党首相福田赳夫、大平正芳、铃木善幸、中曾根康弘、竹下登等也先后来华访问。两国执政党高层的频繁互访为国家间关系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友好基调。二是中日执政党交往为国家间关系深入持续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1974年，中日两国政府开始酝酿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但却受到多方势力阻挠。为此，邓小平会见了携三木武夫首相口信前来访华的自民党众议员小阪善太郎，幷就条约缔结事宜进行了磋商，有力推动了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三是中日执政党在两国关系出现紧张状态时始终保持沟通。20世纪80年代相继发生了“教科书事件”“参拜靖国神社事件”“光华寮事件”等破坏中日关系的事件，使两国关系一度十分紧张。为此，自民党干事长二阶堂进和总务会长伊东正义，先后以首相特使身份访华，推动化解紧张局势。由此可见，中日两国执政党在邦交正常化后的全方位交往，为维系国家关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与日本在野党交往实现升级。在中日中断缔结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的近三年时间里，日本社会党要员多次率团来华沟通交流，幷表达了对中国主张的支持，密切了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基于此，1983年3月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党建立了正式党际关系。与此同时，日本公明党领导人竹入义胜和矢野绚也数次访华，积极架起了中日间友好沟通的桥梁，为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发挥了重要作用。条约缔结后，随着中国共产党与公明党交流的频繁与深入，两党由此形成了长期化、制度化的政党交流机制。
（二）以党际交往促进国家间关系缓和阶段（1989年至2012年）
1989年，日本加入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华制裁阵营，导致中日关系出现新一轮紧张态势。进入21世纪后，由于小泉纯一郎屡次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日关系出现了邦交正常化以来从未有过的“冰冻期”。面对上述紧张局面，中国共产党与日本各政党再次发挥作用，通过制度化的党际交往有效促进了国家间关系的缓和与发展。
中日执政党就化解两国紧张关系积极开展对话。日本在1989年加入了对华制裁阵营，导致了双边关系紧张，即便如此，中国共产党与自民党的往来幷未中断，幷就结束对华制裁展开积极对话。1990年4月，江泽民会见了来访的自民党众议员加藤纮一，日方明确传递了愿意恢复交流合作的积极信号。得益于此，日本于1990年11月率先解除对华制裁。①此外，中日执政党还就化解两国“政冷”状态积极开展对话。1994至1996年，中日政治摩擦频发，两国关系陷入正常化以来的最严峻局面。②为此，中联部部长李淑铮于1994年10月率党的代表团访日，幷与新执政的社会党一道重申了维护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政治立场。2002年，面对因小泉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导致的中日新一轮“政冷”局面，中国共产党先后邀请日本联合执政的公明党党首神崎武法、自民党干事长山崎拓访华，幷达成了在认真反省历史基础上构筑和发展中日友好关系的共识。
中国共产党与日本在野党为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积极进行交往。日本社会党为中日关系解冻率先发力，幷持续与中国共产党发展友好关系。在1989年6月之后，社会党曾暂时中断与中国共产党的往来，但由于两党长期交往建立起来的友谊，使得社会党很快转变立场幷恢复两党交往，积极致力于推动中日关系不断回暖。中日两国共产党实现关系正常化幷开展深层次交流。1998年6月，中日两国共产党在经历长达30余年的关系破裂期后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作为具有相同性质的政党，对共同关心的理论问题进行探讨是十分重要的课题。③因此，关系正常化后两党多次互访，幷就双方共同关心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三）中国共产党与日本政党交往的蓬勃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立足于探索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了建立新型政党关系的倡议，为新时代党的对外交往擘画了蓝图。自2012年12月日本“自公政权”上台后，中日关系虽起伏不断，但中国共产党与日本政党在继续保持密切往来的基础上，不断拓展对话领域，丰富交往内容，由此进入了中日政党交往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中日执政党交往引领两国关系向稳发展。一是重启“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2015年3月，自公两党干事长联袂率团来华访问，与中国共产党共同宣布重启暂停了六年的“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幷再次确认该机制在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两国执政党交流机制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巩固国家间关系的改善趋势发挥了引领作用。二是中日执政党为化解两国政治僵局积极交往。安倍“梅开二度”后，其错误言行一度让中日关系陷入僵局，但两国执政党间的交往仍在持续，2013年，山崎拓、二阶俊博等自民党高层为中日关系“破冰”相继访华。经共同努力，2014年11月中日就处理和改善国家间关系达成了四点原则共识。三是公明党在维系新时代中日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公明党坚持对华友好的一贯方针，幷对自民党对华政策产生一定影响。④在因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危机的背景下，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多次批评安倍行径，幷督促其为改善中日关系作出努力，在维系中日关系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中国共产党与日本在野党的交往成为新时代推进中日关系的“润滑剂”。日本在野党积极致力于推进中日民间交流。成立于1984年3月的“日中21世纪之会”，为促进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发挥了积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日本在野党要员多次率本党“日中21世纪之会”主要成员组成的代表团访华，有效增进了中日民间交流。另外，中国共产党与日本在野党就化解两国重要分歧进行密切往来。2013至2014年，在因钓鱼岛争端和历史问题使中日关系面临严峻局面时，中国共产党相继推动民主党、社会党重要政治家来华访问。通过与日本在野党的坦诚沟通，有效助推了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
二、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国共产党与日本政党交往的宝贵经验
回顾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国共产党与日本政党的交往历程，既有与执政党的友好往来，又有与在野党的良性互动。由于执政党和在野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扮角色和发挥作用的不同，故中国共产党在与日本不同类型政党交往时，所形成的经验也有所不同，这为深化中日政党交往提供了有用参照和经验藉鉴。
（一）中国共产党与日本执政党交往的主要经验
执政党由于拥有组阁权，所以在一国政治生活中拥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先后上台执政的有自民党、社会党、民主党、公明党等党派。中国共产党与上述政党执政期间的交往在中日总体关系中具有重要位置，对中日关系的发展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幷形成了以下三个方面的经验。
第一，把握好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日本执政党中的“友华派”保持密切往来。中国共产党与日本执政党的交往在中日关系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是影响中日关系的主要矛盾；而中国共产党与执政党“友华派”的往来，则是其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中国共产党在与日本政党交往中，既把握住了中日关系中的主要矛盾，又把握好了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日本政党中存在着一批对华友好幷致力于促进中日关系发展的政治家，通常称之为“友华派”。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和和平友好条约缔结过程中，正是以石桥湛山、松村谦三等为代表的自民党“友华派”，通过沟通两国政府政治意愿和搭建民间贸易往来桥梁等方式深入开展党际交往。上世纪80年代起，随着日本国内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泛滥和右翼势力的抬头，中日关系一度陷入冰点。在此情况下，以对华友好着称的自民党干事长二阶堂进多次率团来华访问，在两国政府间充当沟通桥梁，增进了双方的理解和信任，为避免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发挥了关键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后，面对一度因安倍错误言论及强硬对华政策而陷入僵局的中日关系，正是自民党“友华派”政治家的访华活动发挥了打破政治僵局的重要功能，幷推动开展领导人高层对话。此外，作为“自公政权”一员的公明党也积极发挥了两国沟通的第二管道作用。在政府层面的交往陷入僵局时，中国共产党与日本执政党“友华派”政治家的往来发挥了良好的补位功能。
第二，把握发展的普遍性，强调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加强合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在对外交往中坚持以意识形态划线的主张，然而“极端的意识形态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多是负面的，一度与别国外交关系受到严重破坏，幷使中国的外部环境极度恶化”。⑤中国共产党与日本政党友好交往的同时也时常因意识形态差异而产生矛盾和分歧。
进入80年代后，邓小平深刻总结国际共运正反两方面经验，提出了正确处理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即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在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党际关系中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异同为条件，主张不计前嫌，相互谅解。⑥此后，在与有着较强保守主义传统的自民党交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贯彻超越意识形态的立场，从而减少了两党分歧，发展了友好关系，进而在推动中日关系改善和促进经济合作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双多边重要外交场合中，多次强调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与日本执政党的交往也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开展的。安倍“梅开二度”伊始，在中日关系陷入僵局时，正是两国执政党基于超越意识形态的立场，才使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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