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景二：财政刺激未能解决通缩
在经历了90年代泡沫危机之后，日本财政政策的“重投资轻消费”，导致经济恢复遭遇“供需循环不畅”。扩张性财政政策仅以增加公共投资为主。笔者曾撰文提及，自1992年起，日本政府不断地追加公共事业费预算，1992年增加8.6万亿日圆，1993年投入11.6万亿日圆、1994年投入7.2万亿日圆，并在1995年推出了总额高达18.8万亿日圆的紧急、综合经济对策，但仍然是以增加公共事业费和扩大公共事业投资为主。
居民就业和消费下滑未得到充分重视。仅在1994年针对个人所得税实施了一次性“特别减税”，但并没有促进居民就业和消费的增长。1990年，日本有效求人倍率为1.4倍，即劳动力市场上每名求职者对应1.4个招聘职位，此后大幅下滑，到2005年之前一直没有超过1倍。受此影响，日本民间消费增速从1990年的4.8%迅速下降，之后的10年未超过3%，加上紧缩的消费税政策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迭加冲击，1996年稍有起色的日本经济再次陷入衰退。
情景三：财政货币政策缺乏协同
欧元区统一货币与各国独立财政体系使得各国财政政策之间的分歧难以根除，具体涉及各国财政赤字无法协助货币政策，同时无法控制财政超标情况。这一矛盾曾在2011至2012年欧债危机最严重的时刻充分体现，近年来欧元区各国围绕难民负担、部分成员国财政紧缩等问题的激烈博弈也根源于此。
疫情冲击和俄乌冲突之下，上述问题暴露的风险正在显着加大。在地缘政治紧张、能源价格高涨、全球需求疲弱等影响下，欧元区各成员国实施各自财政政策，难以将经济拉出低迷。2024年2月欧元区工业生产指数同比－6.4%，零售连续11个月负增长，制造业PMI（采购经理人指数）连续21个月处于荣枯线以下，部分南欧经济体财政脆弱性持续上升，欧元区整体金融系统不稳定的担忧情绪加剧。
情景四：债务危机、货币失控，引发恶性通胀
20世纪七十年代拉美国家通过大量举借外债来发展经济，而随着利率上升、资本流向逆转，债务规模的不断扩大引发拉美债务危机。墨西哥在1982年宣布难以偿还外债，随后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秘鲁和智利等国相继发生还债困难，纷纷宣布终止或推迟偿还外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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