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题：后安倍时代日本对台政策调整研究 作者：谢若初（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讲师、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赵海欣（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摘要】后安倍时代，日本对台政策中的消极因素显着增加。菅义伟、岸田文雄两任首相不仅通过放任政要窜访台湾、加强“日台”实质性安全合作等手段持续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日台”关系“官方化”，还不断以台湾问题为抓手拉拢欧美等国家构建“遏华”联盟。此类行径一方面导致日本“一中”政策进一步空心化，另一方面更使得中日关系及地区形势面临空前严峻考验。通过对以上新动向的分析，不难发现日本此番调整对台政策的国际体系压力，主要来自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消极表现；国内变量则主要包括日本政界根深蒂固的“台湾帮”势力、日本战略文化中的“台湾情结”，以及安倍晋三、岸田文雄等典型“亲台”领导人的助推。作为日本消极调整对台政策的国际结果，不仅中日关系或将趋于恶化，甚至伤及根基，地区和平与稳定也将遭受严重威胁。
以2021年4月“日美首脑联合声明”时隔52年再次染指台湾问题为标志，日本对台政策由相对谨慎，开始向“以台遏华”，甚至不惜违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原则和既有涉台承诺的危险方向调整。
就中日关系而言，妥善处理台湾问题是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原点，事关双边关系政治基础和两国间基本信义；日本与中国台湾省之间的关系，仅是隶属于中日关系的非官方关系。但在日本外交政策体系中，对台政策却长期受到来自国内外、各层级、多方面因素影响，两面性与暧昧性特征显着。战后中日关系之所以几经波折，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摇摆与投机。研究后安倍时代日本对台政策的多重变化，既是对日本对台政策及其所折射出的日本对华政策调整展开的学术性考察，也是站在国家利益、安全角度对“台独”分裂势力以日本为主要抓手“挟洋谋独”之势日盛这一现实问题的分析。
针对日本对台政策，学界已进行了长期研究幷产生了诸多成果。既有对特定时期日本对台政策的研究，也有针对相关国内外因素及因果互动关系的考察。本文正是以此类成果为基础，对后安倍时代日本对台政策新动向进行研究。
一、从菅义伟到岸田文雄：日本对台政策调整新动向
所谓“后安倍时代”，指的是安倍晋三结束日本宪政史上最长首相执政任期后，继任者在深受其政治遗产影响的同时，推动日本内外政策调整与变化的特殊历史时期。由于此一时期担任首相的菅义伟、岸田文雄均出身自民党，幷在安倍时期担任要职，故其对台政策调整既在大方向上与安倍保持一致，又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呈现各自特征。
（一）菅义伟政权：公然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
对基本继承安倍外交政策的菅义伟政权而言，其公然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的举措既是对安倍执政后期对台政策的延续与发展，也是在台湾问题上对任期内国内外形势变化作出的回应。
菅政权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主要表现为频繁在国际社会炒作台湾问题，幷多次向“台独”势力释放错误信号。除多次积极配合、游说美西方国家插手台湾问题，在奥运会开幕式入场顺序上暗中支持“台独”外，菅义伟还曾在国会称台湾为“国家”，幷在《防卫白皮书》中通过另设章节方式大搞“一中一台”，将台海局势与日本安全利益进行捆绑。①
由此可知，菅政权虽相对短命，但其涉台言行可被视为是日本“一中”政策进一步空心化的开端。②这不仅意味着日本再次将台湾问题当作实现自身战略目标的重要抓手，进而大大增加了动摇中日关系根基的战略风险，还使得以民进党当局为首的“台独”势力“挟洋谋独”气焰日盛。
（二）岸田文雄政权：掀起实质性提升“日台关系”新高潮
作为日本任职时间最长的外相，岸田文雄在台湾问题上的两面性更为明显。在中日首脑会谈等双边场合，岸田承诺将恪守既有对台承诺；但在其他场合，其在进一步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的同时，不断谋求实质提升“日台关系”，积极为未来进一步深度介入台湾问题做准备。
从时间维度看，早在竞选总裁期间，岸田就曾将台湾视为“中美对峙前线”及“接下来的大问题”，③表现出对台湾问题的高度关注。就任首相后，台湾问题更成为岸田政府频频加以利用的重要议题。从空间维度看，岸田主要通过外交渠道，以“中国威胁”及“共同价值观”为藉口，进一步扩大“以台遏华”联盟，不断推进台湾问题“国际化”。特别是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岸田一方面极力炒作“今日乌克兰就是明日东亚”之谬论，妄图通过将中国内政问题与俄乌双边问题混为一谈，实现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目的；另一方面则持续在国际场合加大炒作台湾问题的力度，谋求利用外交压力及军事威慑迫使中国大陆放弃动武选项。从领域维度看，岸田试图通过加强全方位合作，实质性提升“日台关系”。经贸领域，岸田曾多次欢迎台湾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军事及情报领域，不仅日本、台湾防卫和情报部门已建立电话联络渠道，日本更于2023年时隔20年首次派遣现役自卫队文官以强化情报搜集等体系为由常驻台湾。④
凡此均可证明，台湾问题已成为岸田政府推动外交、安保领域政策的重要藉口与抓手。通过炒作台湾问题，日本既可以将南海、东海、台海“三海”问题进行捆绑，从而扩大美国对日安全承诺范围及介入地区事务力度，同时，通过渲染“中国威胁”，进一步为自身军力发展松绑；也可以肆意高举意识形态大旗与美国一道大搞集团对抗，以彰显其在“重大地区问题”上的影响力，为成为“政治大国”积累资本。
二、影响后安倍时代日本对台政策的内外因素分析
一般认为，美国是影响后安倍时代日本对台政策的首要因素，有观点甚至将其消极的变化直接归因于美国。但同样面对美国压力，大多数国家均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这就证明造成后安倍时代日本对台政策消极调整的原因不仅仅来自美国，亦深受日本国内因素的影响。绝不能简单、武断地在台湾问题上将日本对台政策变化视作美国对台政策变化的附属品。
（一）美国对台政策日趋消极
受美国单独占领的特殊历史因素影响，战后日本外交长期呈现追随美国的特征。美国对台政策变化是引发日本消极调整对台政策的主要外部刺激。
从时间及政策逻辑上看，后安倍时代日本对台政策深受特朗普、拜登政府影响。作为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负面影响的主要表现之一，其从“一个中国政策”、“威慑战略”、“双轨策略”三个层面深度调整对台政策，幷加快推动美台“官方关系”和“准同盟关系”。⑤此类举措突破了美国既往对华政策下限，开了极其恶劣的先例，为美国开展对华竞争与对抗提供了更多的政策选项和手段。⑥作为其延续与发展，拜登政府加紧实质性提升美台在战略、政治、法律、安全、军事与经济等领域的关系，使一个中国政策进一步“空心化”，同时更加注重联合盟友干涉台湾问题。⑦上台以来，拜登政府不仅先后12次批准对台军售，超过特朗普；更相继通过了一系列涉台恶法。同时，以应对可能发生在台海地区的冲突为由，美日联合行动正“呈指数级增长”；拜登政府甚至同意台军赴美参加军事演习。作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大开历史倒车的最直观表现，至少有37名美国会议员于2022年窜访台湾，创下了十年以来的最高记录。⑧其中就包括时隔25年再开美国在任众议院议长窜台恶例、险些引发“第四次台海危机”的佩洛西。面对以上美国对台政策的消极变化，无论是受限于“美主日从”关系，还是为博取美国青睐、换取在其全球霸权体系中的有利地位，日本很难不亦步亦趋。
（二）日本政界“台湾帮”势力根深蒂固
日本政界长期存在着一股被称作“台湾帮”的“亲台”势力。其是以蒋介石败退台湾时组建的日本军事顾问组织“白团”为纽带，通过利用巨额资金拉拢战前官僚、财阀、政治家形成的。中日复交后，“台湾帮”幷未从日本政坛消失，反而为了集聚亲台势力，纷纷成立各种团体，进行更为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有组织活动⑨。特别是在冷战后日本政治右倾化趋势日渐明显的大背景下，“台湾帮”不仅从自民党扩散至朝野各政党，更随着自民党右派势力的壮大，增强了影响日本政局及对外政策的能力。⑩有观点甚至认为：由于主要对长期执政的自民党内派系和领导机构施加影响，其影响力已远超美国的“台湾帮”。⑪目前，“台湾帮”主要以超党派国会议员联盟“日华议员恳谈会”为据点。作为“日本国会中最大的跨党派亲台组织和对台政治交往的主要渠道”，⑫其规模长年维持在250至300人左右；成员遍布日本朝野，其中不乏茂木敏充、高市早苗等知名政客。
凭藉广泛人脉，“台湾帮”得以作为压力团体影响后安倍时代日本对台决策。其近年来不仅多次推动国会通过支持“台独”决议、鼓吹政府出台日本版“与台湾关系法”，还与台湾民进党当局频繁互动。2021年8月27日，自民党和民进党代表首次召开线上“外交防卫政策意见交流会”，即所谓“执政党”版“2+2”会谈，商讨遏制中国议题。自民党政调会会长萩生田光一、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等高层也先后窜访台湾，不断提升窜台政客级别。由此足见，“台湾帮”已再次具备推动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挑战中国底线的影响力。其将成为未来推动日本从立法、行政等方面介入台湾问题的主要压力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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