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我们注意到，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日前受访时透露想访问台湾，到李登辉墓前吊唁。安倍这样的举动释放出哪些信息？他此访成行的可能性有多大？
刘江永：他释放这种信息不是第一次了。就家族史而言，安倍家族是同台湾有几十年交往的自民党内的“台湾帮”。自岸信介时代起，安倍晋三和岸信夫从小便和台湾有各种各样的联系。安倍晋三认为，李登辉是世界上最爱日本的政治领袖。李登辉任内曾搞“两国论”，卸任后访日时曾参拜靖国神社，还发表钓鱼岛“属于日本”的谬论，正是安倍对华战略目标的代言人。这在台湾岛内曾引起不少人的反感。安倍也曾拜访过李登辉，可以说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李登辉过世后，安倍因担任首相而难以赴台，但拜托其政治靠山、前首相森喜朗两次赴台凭吊并带去安倍的致辞视频。
日本自民党内的“台湾帮”通过所谓“议员外交 ”“政党外交”，与台湾当局进行“安全对话”，其中包括共商如何联手抑制中国大陆，并不断彰显台湾是一个所谓的“主权独立国家”。菅义伟内阁的所谓“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绝非认同两岸和平统一，实质上不排除助台“和平独立”的选项。这是中国政府和全体人民坚决反对的，也注定是徒劳的。
近年来，安倍晋三与蔡英文一致通过各种方式互秀关爱，渲染日台的亲切感，同时制造对中国大陆的厌恶感，不断利用日本国内舆论给民众洗脑，意在形成对华“民意牌”。菅义伟内阁积极支持台湾加入世卫大会；麻生在日本国会称台湾是世界上防疫最好的“国家”。日本一方面攻击中国大陆搞“口罩外交”“疫苗外交”，另一方面又在安倍提议下向台湾赠疫苗，送秋波，充斥着政治利用的意味。日本媒体也受日本政府的影响，为蔡英文提供正式采访等宣传机会。例如，日本畅销月刊《文艺春秋》今年9月便刊登了船桥洋一采访所谓“台湾蔡英文总统”的长篇报道，不仅一口一个“总统”，称台湾时防疫“模范国”，而且竭力攻击中国政府，宣扬坚决拒绝“一国两制”，表示台湾可在“自由开放的印太”发挥重要的关键角色作用。
前不久，日本国会的“台湾帮”还举行了一场视讯会议，日美国会议员与台湾民进党要员讨论台海安全问题。安倍晋三出席会议并做主旨发言。会场上与美日两国国旗并列高悬青天白日旗，明显在搞“两个中国”。所以今后安倍赴台吊唁李登辉是完全有可能的。蔡英文当局也会邀请安倍访台。时机有可能选在日本疫情缓解后或明年李登辉过世两周年时找个机会去台湾，双方当面讨论台海安全及涉港话题等。不过，安倍之流的做法难以得逞，他们手中向中方打的牌也会越来越少。
中评社：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中美关系的变化对日本的对台政策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刘江永：中美关系现在确实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总体来讲，美国和日本不完全一样，中美关系与中日关系也不完全一样，中美日三国关系正发生一些变化。
2010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日实力对比发生战后以来又一次重大变化。10年来，美国综合国力相对衰落，中国成为有可能取代美国的全球地位的唯一大国，美国必然视中国为头号竞争对手。日本大多认为中美战略矛盾将长期存在，一部分人认为日本应防止中美对立加剧而引发军备竞赛，但安倍及菅义伟内阁则积极利用中美矛盾，在钓鱼岛问题上主动争取美国协防日本并介入南海。
拜登执政后，他们担心美中接近，希望拜登政府继续贯彻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强硬立场。日本并非简单追随或为讨好美国而推行对华强硬政策。面对趋于衰落的美国和日益壮大的中国，日本开始向欧洲推销“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构想。去年安倍内阁便安排了今年5月以来日本同法、英、德等国军舰在东海、南海，与美日印澳等国分别进行联合军演，重点是今年8月至9月英国伊丽莎白号航母舰队在东海和日美进行海空联合训练，向中国秀肌肉。
拜登执政后，中美战略竞争可能持续存在，但竞争不一定是对抗，更非冲突。竞争中的同样可以有合作。美日两国内都有懂事理的有识之士，主张客观认识中国，积极对话合作。中国不是苏联，更不是历史上的德国。中国作为过去曾经是受过殖民统治的东方古国，有自己的文化道德和价值体系，其中之一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中国作为饱受殖民统治的国家，实现民族独立和建立新中国之后，没有用报复手段对付任何一个曾经欺负过中国的国家，而是采取独立自主的和平共处外交。中国不会将本国的社会制度、国家模式和政治意志强加于人。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国放弃了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偿；善良的中国百姓收养了许多日本的战争遗留孤儿，把他们抚养成人后又送回故乡；为使子孙后代不再发生战争，我们提出中日世代友好，日本友人也发誓世不再战。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而提出“一国两制”。
当然，这绝不意味着中国是软弱可欺的。即便在新中国诞生之初百废待兴，但面对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的美国，中国人民志愿军照样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在21世纪的今天，任何外部势力妄图军事介入台海，支持“台独”，都将作为不义之战尝到更大苦果。
今年是中国通过“乒乓外交”打开中美关系50周年。日本友人也为此做出过贡献。在新的历史关头，我们要从战略全局和长远角度来判断和处理一些具体问题。中美两国求同存异，加强对话合作至关重要。在台湾问题上，各方保持理性、合理的选择，不仅将有利于中美关系的转圜，也将有利于台海和平和中日关系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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