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的是，无论是涉及市民日常生活的各项政府补贴，还是在住房、养老等深层次问题的规划，政府不是“蜻蜓点水”就是“画饼充饥”，一些旨在长期性、根本性改善香港民生福祉的政策甚至堕入“塔西佗陷阱”，公信力尽失。归根结底，政府应该抓住“获得感”和“希望”两个关键词。“获得感”往往是从小处着手、在细节见真章，让市民真切感受到政府的关怀与服务。同时，“获得感”绝非是靠天上掉馅饼砸出来的，让民众“看到希望”则比“有获得感”更加重要。福利政策是给社会“兜底”而不是培养懒人，政府“扶贫”不能硬生生划出一个“贫困阶级”，而是让基层市民特别是年轻人看到向上流动、实现更好生活的希望，否则就会掉入“派钱捱骂、不派钱捱更多骂”的怪圈。
第三，施政必须高举“效率优先”的旗帜，因为对今天的香港而言，效率才是发展的前提。过去内地改革开放常讲“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后来随着社会需要更加全面、均衡、充分的发展，逐渐向“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理念演变。但令人悲哀的是，如今“效率优先”却是整个香港社会对政府的奢望。就以防疫为例，今年以来香港本地疫情逐渐受控，追踪潜在感染者的能力明显增强，零星社区暴发并未扩散至全港，就是归功于政府果断封区强检、加强入境管理等措施提高了防疫效率。但可曾想，早在去年初就有专家和民众呼吁的入境“闭环式”管理，直到去年12月才做成，早在去年7月就有各界人士建议的“封区禁足”措施，直到今年1月才真正兑现。就在这样的拖沓和低效中，香港浪费了多少次本地清零的机会？又忽略了多少次疫情输入的风险？
套用一句欧美舆论常用的话，“笨蛋，问题在经济，更在效率！”港府过去一年抗疫工作的低效，只不过反映了整个治理体系弊病的一个侧面。例如在过渡性房屋政策方面，政府从早些年设想改造工厦、到近年提出改装酒店，全数停留在“研究”阶段，唯一拿得出手的仅是去年落成的89个深水埗“组合屋”单位。但只要比较一下类似“组合屋”概念的竹篙湾隔离营，在内地企业支援下3个月时间就已建成800个单位，可谓天差地别。再如在融入大湾区政策方面，几乎沦为官员网志上的自说自话，完全拿不出吸引眼球的宣传和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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